李強訪問德國｜朔爾茨已變成中德關係的最後防線？

闊別近五年，新一輪（第七輪）的中德政府磋商6月20日再次在柏林舉行。跟上一次（第五輪）2018年的磋商不同（按：第六輪2021年於線上舉行），此刻的德國已經告別了默克爾（Angela Merkel）時代。經歷過新冠疫情和俄烏戰爭的挑戰之後，德國政壇充滿着反思其傳統重商主義的氛圍，默克爾所代表的「以貿易帶來改變」（Wandel durch Handel）思想已在「夕陽西下」之中。

俄烏戰爭在德國引起了對俄依賴與對華依賴的類比，前者所依者是廉價的天然氣供應，後者則是關鍵生產原料、中間產品和出口市場。去年冬天，德國付出了嚴重代價才能擺脫本來對俄高達四成的天然氣進口依賴。德國人都在問：德國對中國的依賴會否出現像俄烏戰爭一般突如其來的衝擊？

在中國總理李強6月18日啟程前往德國的前幾天（14日），德國總理朔爾茨（Olaf Scholz）的社民黨（SPD）、綠黨、自民黨（FDP）三黨聯盟按照其俄烏戰爭前的承諾公布了德國史上首份「國家安全戰略」文件，當中對中國的描述雖然不出歐盟對華的「夥伴、競爭者、系統性對手」三分法，但減少各個層面的對外「依賴」則是其中最主要的政策倡議。

包裝德國對華「依賴」，確實有很多數據支持。根據《經濟學人》的計算，德國對華商品和服務出口以及其企業在華收益佔其GDP接近10%，比其他歐洲主要國家的比例高出近倍；根據德國經濟研究所（IW）的計算，德國有大約110萬工作崗位依賴中國的終端需求；慕尼黑Ifo經濟研究所的數字顯示46%的德國製造業公司依賴中國進口產品。更不用說，中國在電池原材料和藥物原料上的近乎壟斷地位。

從這個角度來看，以多元化手段來減少對外依賴，對德國而言，實際上就是要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這種思想幾乎已變成了德國政壇的共識。默克爾所屬的在野基民盟-基社盟同盟（CDU/CSU）本年發布的對華政策要求德國作出「中國政策的時代轉折（Zeitenwende，按：朔爾茨在俄烏戰爭爆發後的用詞）」，認為中國已將中德關係的核心推向系統性對手。雖然該文件否定與中國「脫鈎」，卻支持建立每年度的「中國檢查」來評估德國在貿易、科技、原材料等層面的對華依賴程度，並以「去風險化」為整體目標。

執政聯盟之一的綠黨，雖然未有特別發布該黨的中國政策文件，但綠黨籍的德國外長貝爾伯克（Annalena Baerbock）卻一直在主導德國政府的中國戰略文件。去年11月，該文件草稿曾被外泄，當中不只提出要加強中國對歐投資的監控，還有像美國拜登當局正在考慮的對華投資審核機制。其對華鷹派立場不言而喻。（該文件據報因為聯盟內部未能統一意見而遲遲未有正式發表，目前預計的發布日期將在歐盟領袖6月底為對華戰略召開峰會之後的7月。）

同屬執政聯盟的自民黨，其財政部長林德納（Christian Lindner）本年5月的訪華行程突然被取消，人們就關注到自民黨的對華鷹派立場。林德納本人2019年在香港反修例運動期間曾與反對派人物見面，其後在北京據稱受到不禮貌待遇，最近也在俄烏戰爭的問題上批評中國立場。同屬自民黨的德國教育部長本年3月亦曾到訪台灣。自民黨自己的中國政策文件也呈現出相似的鷹派傾向，明確將中俄一同放在「專制與民主系統性競爭」的框架內。

相較之下，2020年6月公布的社民黨中國政策文件，則沒有「與時並進」將俄烏戰爭的因素考慮在內，不過此文件提到對中國的單向依賴可能構成戰略性風險，認為德國要減少對中國的技術或原材料依賴——今天的「去風險化」潮流在此已見端倪。

幸而，作為默克爾的財長，現任社民黨總理朔爾茨還是保留了其「以貿易帶來改變」又或者是重商主義的政策傾向，一直重視保護中德之間的經濟關係，免受政治風向所害。去年11月，朔爾茨不理會包括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等歐洲領袖的反對，在中國疫情管控漸消之初以德國之名帶頭訪華，又不理會聯盟內部反對，容許中遠海運購入漢堡港口的部份股權，皆可見其「默克爾遺風」。

但遺風畢竟是遺風，從上述德國各大政黨對華政策的大趨勢來看，朔爾茨已可算是中德傳統友好關係在德國政壇的最後防線。

在政壇之外，中德關係的根本還在商界。德國2022年的對華直接投資就創下了115億歐元的歷史新高。大眾汽車（Volkswagen）等大廠和巴斯夫（BASF）等化工巨企近來都有重大的對華投資計劃。不少分析都認為，中國地緣政治風險的考慮還未有在德國商界流行。

然而，政治往往是講究意識形態潮流的，並不必然受到工具理性的管束。中德關係的經濟基礎被政治風向動搖的機率並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