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斯康星最高法院選舉取代司法：美國法治淪為「未審先判」？

在特朗普紐約曼哈頓法院接受「揞口費」案傳訊的同一天（4月4日），威斯康星州（Wisconsin）也進行了州最高法院一席出缺法官的選舉。在不屬選舉年的2023年，這一場在搖擺州的法官選舉被認為是本年最重要的兩黨對決。兩黨競選開支超過4,000萬美元，成為美國法官選舉史上之最。

司法公義與民主選舉往往有着本質上的對立。司法公義的基礎是對事實的追求和對法律條文的中立解讀；民主選舉卻是一般民眾所知、所感、所好的意願表達。前者以理性為前提，後者則以意欲為動因。因此，以投票方式選舉法官，在世界各國皆屬罕見，在美國卻是常規，有21個州的高級法官由直選產生，另有17個州要求被任命的法官在上任後面對保留職位的人民投票。

在泛政治化沒有那麼嚴重的過去，美國的法官選舉長期處於「非政治化」的狀態。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遲至1990年，威斯康星州的各選區中，法官當選人與該區總統選舉勝選人的政黨忠誠幾乎號無關係，到了2020年兩者的結果則變成了明確無誤的正比例。

以往（甚至是在今天大多數的地方法官選舉中），選民在選票上往往認不得法官候選人的名字，也不會計較這種形式上「無黨籍」的候選人有何兩黨政治傾向，很多席位甚至是在沒有競爭的情況下當選，而當選者誰屬往往較看重當地的執法和檢察人員的意向。

但在近年兩黨相爭愈演愈烈的政治趨勢之下，加上長年由保守派控制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傾向將權力下放到各州（例如去年其廢除聯邦墜胎權保障的判決，就將墮胎權之爭的戰場轉移到各州政治之中），州法院的政治意向就變得愈來愈重要。

得法院即得天下？

此情在威斯康星州尤甚。過去十多年，由保守派法官佔多數的最高法院一直拒絕否定共和黨人設下的嚴重不公競選分區，導致民主黨幾乎是每選必敗。在其表現較好的一年，如2018年，民主黨州議會候選人得票52.99%，在議會99席中則只獲36席；在其表現較差的一年，如2022年，其得票比例為44.6%，議席數則只得35。得票與席位完全不成比例，而共和黨人則能憑四成多的選票去控制六成多議席的大多數。

這種不公平的選區劃分，更有可能影響了選民的投票傾向。相較於全州分成不同選區、一區一席的州議會，全州同一個選區的州長、州檢察長、州務卿等職位在2022年全都由民主黨勝出。這種情況就使共和黨在州議會長期佔有六成多數的狀況更難被合理化。威斯康星州的選區劃分更被人評為全美最不公。

而該州的最高法院不只在選區劃分上明顯支持共和黨，在政府施政上亦如是。由於該州過去數年都處於州長是民主黨、州議會是共和黨的情況，該州的共和黨組織就多次透過法律訴訟去限制州長權力，而最高法院也幾乎完全配合——例如該院在2020年就否定了州長對預算案的逐項否決權，該權早在1935年確立；在2022年，該院又讓由前共和黨州長委任的官員在任期結束後繼續保留職位，阻礙民主黨州長的政策推行。

在2020年大選之後的選舉爭議之中，作為關鍵搖擺州，威斯康星的最高法院更是唯一一個願意接納特朗普方面廢除選票呈請的同等法院。最終，該院的4比3保守派多數有1位保守派法官以呈請申訴太遲的程序問題為由，跟3位自由派一起否決呈請，才使威斯康星州的投票結果沒有被推翻。

到了去年聯邦最高法院否決墮胎權保障之後，威斯康星州從1849年（美國內戰之前，當時女性還要等70年才有投票權）遺留下來的禁止墮胎法就成為了自由派和保守派對簿公堂的重點。墮胎權之爭使威斯康星州的最高法院更為政治化。

毫不掩飾的政治鬥爭

4月4日選舉要替補的是一位保守派法官的席位出缺。保守派的候選人是曾補上另一位保守派法官剩餘任期五年的前州最高法院法官Daniel Kelly，自由派的候選人則是威斯康星的一位縣級法官Janet Protasiewicz。

Kelly口中不談在墮胎、選區劃分等議題上的「個人價值」（相對於「法律判斷」），但他的立場卻透過過去的個人網誌展露無遺，完全是極端保守派的那一套（例如，他認為１墮胎等同殺人；墮胎權是民主黨保護「性放蕩主義」的手段等等）；在2020年的選舉爭議中，Kelly更曾建議共和黨人不顧特朗普敗選的事實，提出自身的總統選舉人名單，有意圖推翻拜登當局結局之嫌。

Protasiewicz則完全放下了司法正義的面具，拒絕跟從美國各級法官候選人普遍避談潛在法律爭議立場的慣例，從一開始就公開表明自己支持女性的墮胎選擇權，批評威斯康星州現有的選區劃分是一種「舞弊」。雖然她聲稱這些意見只是她的「個人價值」，不會以此為其日後審理案件的基礎，但大家都心中明白這些所謂「個人價值」將會是明日潛在訴訟的結論——這可算是一種「未審先判」的立場宣示。

對於自己這種以政治先行、司法公義次之的態度，Protasiewicz則表示，自己不會像Kelly一般讓選民從字裏行間解讀、作一番仔細調查才知道候選人的價值，間接批評後者避談政治立場只是虛偽的掩飾。

如果Protasiewicz勝選，她將有長達10年任期，一舉扭轉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過去十多年由保守派控制的局面。這不只讓州最高法院能在未來駁回1849年的墮胎禁令，保障該州墮胎權，更能在其他預期快將出現的案件當中，迫令共和黨人以更公平的方式重新劃分現有選區，就算趕不及在2024年大選前成事，也能影響日後這個重要搖擺州的選舉結果。而且，如果未來再次出現2020年般的「選舉舞弊陰謀論」，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也能扮演最終的守尾門角色。

出於以上種種原因，這場州最高法院法官的選舉就成為了本年美國全國最重要的選舉之一。民主黨早就將資金大舉輸送到Protasiewicz的競選活動之中，讓後者能以候選人身份廉價大賣廣告；雖然Kelly背後的共和黨人後來追趕，卻追不上民主黨的攻勢。根據分析，雖然兩黨選舉投入資金相差無幾，但在選戰最後幾周，Protasiewicz的廣告數量是Kelly的三倍。

最後，Protasiewicz在95%選票已完成點算之後，以11個百分點的差距大大領先Kelly。雙方勝負分明，Kelly也不得不承認落敗。

司法政治化的滑坡

這一次Protasiewicz憑着毫無遮掩的「司法政治化」而大敗對手，很可能會變成了全美各地法官選舉的參照對象，進一步加速和加劇美國司法的政治化。諷刺的是，Protasiewicz之所以能在競選期間大張旗鼓宣傳其政治傾向，全賴聯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多數2002年基於憲法言論自由保障的判決——只要法官候選人不提具體判決，他們就能享受表達政治意見的自由。

在世界各地，不同國家也有泛政治化所造成的政黨政治對立。不經民選、大體上由法律專門人士推舉的法官們，往往是抑制無止境泛政治化惡果的把關人。然而，在泛民主化、泛選舉化的美國，其普遍的法官選舉體制卻為法院的政治化提供了最佳的土壤。在今天的政治趨勢之下，美國的司法公義將會一步一步被選舉政治所取代，基於高尚原則的法治精神外表也將愈來愈難保存，剩下來的就只有赤裸裸的政治爭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