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日本形成的和平主義路線 可能會葬送在岸田文雄手裏

以因應二戰以來「最嚴峻和最複雜」的安全環境為理由，日本在去年12月修訂了《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和《防衛力整備計劃》等國安戰略三大安保文件，文件將中國描述為有史以來的「最大戰略挑戰」，大幅增加國防支出從原來佔GDP的1%提高到2%，並在與美國的聯盟中承擔更重要的軍事角色，允許自衛隊擁有「反擊能力」。

在最近日本與美國進行的「2+2」會談中，中國繼續成為日美聯合遏制的重要對象，甚至可以說是唯一對象（朝鮮和俄羅斯被普遍認為是塞進會談議題的陪跑角色），雙方再次確認中國為「最大戰略挑戰」，認為中國對國際秩序構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脅。

日本除了同意美國將海軍陸戰隊濱海作戰團駐紮在沖繩外，還向美國購買射程可達2,500公里的戰斧巡航導彈部署在日本，並將共同防禦條約的條款擴大到太空領域。

同一時間，岸田文雄對法、意、英、加、美等歐美五國進行密集訪問。在與相關國家的會談中，中國議題成為岸田反覆提及的重點議題，頗有遊走各國謀求「合縱」以對抗中國的意思。尤其在英美的外交行程，更充分暴露出岸田此行的戰略目的。

在英國，岸田與英國首相辛偉誠簽訂了《日英相互准入協議》，允許雙方在對方領土部署武裝部隊，使英國成為第一個與日本簽訂同類協議的歐洲國家，正式在軍事上把歐洲力量引入東亞，英國政府甚至稱這一協議「是1902年（日英同盟）以來最重要的協議」。此前，日本已跟澳洲達成互相准入協議。

岸田這些「引歐入亞」的做法，目的是通過引入歐洲力量制衡中國，以尋求心理安全與國家安全，同時配合美國完成對中國的戰略圍堵，突破和平憲法，走向所謂「正常國家」。

在美國，岸田與拜登的會談中，中國議題也是重中之重。拜登在會面中讚揚了日本歷史性增加國防開支，並承諾在經濟和安全事務上進行密切合作。岸田則對美國在區域安全方面的努力表示感謝，稱「日本和美國正面臨近代史上最具挑戰和最複雜的安全環境」， 表示東京將「確保區域的和平與繁榮」。

兩人在隨後的聯合聲明中稱，印太地區面臨越來愈多挑戰，而中國正是其中最大的挑戰。針對台灣問題，岸田文雄和拜登還強調：「我們在台灣問題上的基本立場沒有改變，重申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是國際社會安全與繁榮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岸田文雄隨後在華盛頓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演講時又進一步表示，中國是日美兩國的「核心挑戰」，並認為日美和歐洲必須在處理中國問題上採取一致行動。

國際媒體紛紛用「劇烈的軍事變革」、告別「和平主義」等形容日本在軍事上的擴張做法，認為「這些戰略變化是日本建設更強大軍事力量的最新也是最重要的一步。」而中國正是這些變化的劍鋒所向。

這些變化是美國在背後主導，在與中國地緣權力角逐中，美國需要一個在軍事上更強大有力的日本扮演前鋒角色以遏制中國，就如當年曾聯合中國遏制蘇聯。

同時，在安倍內閣曾擔任過四年外務大臣的岸田也是這些政策的有力推動者，他和去年遇刺的安倍一樣，都希望將此作為加速日本成為「正常國家」的一種方式。

更危險的是，調查顯示，現在已有超過半數的日本人支持日本加強軍事武裝，這一數字改變了戰後日本一直秉承和平主義的社會基礎，而且和幾年前相比還在持續上升。

民意轉變，官方意願，美國在背後的支持與推動，正葬送戰後日本堅持多年的和平主義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