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警察與頭巾　不是伊朗的真實危機

9月以來，伊朗示威持續蔓延，近日似乎有了新發展。

9月13日，伊朗22歲女子阿米尼（Mahsa Amini）因「配戴頭巾不確實」，而遭道德警察（Guidance Patrol，又稱宗教警察）帶走，並在拘留期間昏迷送醫，最後於16日被醫院宣告死亡。這起事件引發伊朗全境示威，民眾怒吼要求公布真相、起訴兇手、解散道德警察、取消強制女性戴頭巾的法令。抗爭持續兩個多月未止，就連11月的世界盃賽場上，伊朗國家隊都集體拒唱國歌表達不滿。

面對民情激憤，神權政府似乎有了退讓跡象。據當地傳媒12月2日報道，伊朗總檢察長蒙塔澤里（Mohammad Jafar Montazeri）表示將檢討強制女性戴頭巾的法例，「議會和司法部門都在工作，即法律是否需要任何修改」，並稱負責檢討的隊伍已在11月30日開會，將在一、兩周內看到結果。

12月3日，蒙塔澤里被問到是否會解散道德警察時，其表示「道德警察與自己任職的司法部無關」，此話被某些媒體解讀為「伊朗宣佈廢除道德警察」。然而伊朗官方經營的阿拉伯語媒體《世界新聞網》（Al-Alam）於4日晚間發表文章 ，否認了廢除道德警察一事，「伊朗並沒有任何官員證實道德檢查巡邏隊（即道德警察）被取消。從蒙塔澤里的話可以得出的最大結論僅有：道德員警巡邏隊自成立以來並未與司法系統有關聯，總檢察長也已經確認司法機構將繼續監督社會行動和行為。」

該篇報道甚至強調，「一些外國媒體試圖將伊朗總檢察長的話，描繪成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在頭巾和貞操問題上的退縮，及其對近期動盪的回應」，顯然有意駁斥外界解讀。往復之間，看似讓步的神權政府似乎沒有任何退讓意向，畢竟其對頭巾法的處置也僅是「開會檢討」，結果亦可能是分毫未動。

然不論是頭巾或道德警察，在如今的伊朗政治語境下，都只是被標籤化的符碼，伊朗的深層危機，遠不是廢除兩者可以解決。綜觀近年的伊朗示威，其頻率逐步上升，民眾訴求更在時間遞進下持續升級，從原本的政治改革，烈化到了推翻神權政府的程度。背後原因除了經濟沉痾一蹶不振外，也與民眾對改革派失去期待有關。

經濟泥淖成為大型示威的溫床

綜觀近年的伊朗示威，不論是2018年總罷工、2019年反燃油漲價示威、2021年石化工人罷工、2022年反削減糧食補貼示威等，經濟議題都是主要訴求；此次「阿米尼之死」引發的示威，也在民眾對經濟不滿的情緒加乘下，維持了大規模的全國延燒。即便神權政府能平息此次示威，只要伊朗經濟情況未有改善，示威仍將頻繁上演。

而細究伊朗的經濟弊病，兩個因素堪稱關鍵：第一，美國長年施加經濟制裁，嚴重挫傷伊朗借石油累積資本、促進經濟增長、提供社會福利的能力；第二，1990年代以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雖讓伊朗經濟活力有所提升，卻是以重資輕勞為代價來實施，換言之，底層勞工與民眾未能合理共享經濟果實。

2013年魯哈尼（Hassan Rouhani）上任後，其雖有意改善經濟，卻沒能超克上述兩大結構限制：美國制裁曾因2015年美伊關係回暖、簽署核協議而短暫放緩，卻又在2018年特朗普（Donald Trump）極限施壓後加劇；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底色未變，魯哈尼始終無法擺脱對緊縮措施的依賴。故在其第二任期內（2017年至2021年），失業危機並未緩解，通脹則持續增長，街頭示威更是接踵而至。

當然與1979年革命前相比，伊朗的生活條件有所改善，如今大部分伊朗人擁有國家基本服務、使用基礎設施，卻仍有20%左右人口生活在國家貧困線以下，其中近三分之二是女性；根據2019年的伊朗統計中心數據，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居住在貧民窟，其組成多為非正規就業的農民工，工作條件往往不受保障，常有被拖欠薪水、超時工作的情況發生；此外農村生活同樣不樂觀，據2019年的國際農業發展基金（IFAD）出版報告，在近東、北非地區面臨最嚴峻挑戰的2,760萬農村青年中，有22%來自伊朗。

而除了掙扎存活的底層外，「中產階級窮人」的不滿也與日俱增。這一群體的出現主要源於1990年代的社會發展：一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引入，加劇了經濟不平等；二是高等教育體系的大規模擴張，1979年革命後，伊斯蘭共和國在教育和掃盲領域取得巨大成就，但其就業市場未能創造足夠機會，導致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居高不下，2014年伊朗社會福利部便表示，在250萬伊朗失業青年中，有110萬是大學畢業生。

當然工農底層與中產階級窮人的訴求並不相通，但隨着伊朗經濟困局日漸沉重，兩者的不滿似乎有所共鳴。2018年以來，伊朗示威此起彼落，其中又以2019年的反燃油漲價示威、2022年的「阿米尼之死」最引人注目，前者主要由底層工農發起，規模巨大，被鎮壓引發的死傷也相當可觀；後者的導火線是頭巾議題，其看似享有全球支持，在伊朗卻僅有中產階級、城市居民關心，女性更是佔了大部分，能夠蔓延成今日的全國示威，關鍵還是取得了底層工農的支持與響應，但後者之所以走上街頭，動機也不是希望政府放寬頭巾管制，而是要表達對艱困生活的不滿與憤怒，儘管結果可能一無所獲。

如今核協議談判陷入停滯，伊朗的制裁困境應是短期難解，拖着疫後經濟創傷未復的病體，承受俄烏戰爭引發的全球供應鏈衝擊，伊朗的經濟前景並不樂觀。由這一視角來看，底層工農與城市中產的不滿恐將持續匯流，讓伊朗陷入大型示威「息而復起」的惡性循環。

當民眾對改革派失去期待

而改革派的勢弱則引發了另一層次的危機：示威民眾漸不期待政治改革，而是想推翻整個神權政府。

回顧過往，2009年伊朗爆發「綠色革命」時，彼時政府內部尚有路線之爭，故民眾並未直接訴諸神權政府垮台。自拉夫桑賈尼（Akbar Hashemi Rafsanjani）1989年擔任總統以來，伊朗神權政府內部便逐漸形成路線溫和的改革派，與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留下的保守勢力進行鬥爭。1997年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繼任總統後，改革派持續當權，直到立場保守的艾哈邁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於2005年當選總統，與溫和派發生激烈衝突，後者遂決定利用政治事件，動員群眾示威、逼迫保守派讓步。

2009年伊朗總統大選結束、內賈德成功連任後，改革派候選人穆薩維（Mir-Hossein Mousavi）遂在拉夫桑賈尼、哈塔米支持下，公開指控選舉舞弊；支持改革派的群眾則在動員下群起示威，要求重新計票，改革派也趁機喊出政治口號，包括政治民主化、限制教士權力等。然從結果來看，改革派的目標沒有達成，在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鎮壓下，示威浪潮逐漸褪去，伊朗政壇的保守化傾向則日漸強烈，革命衛隊的崛起便是跡象之一。即便改革派的魯哈尼於2013年當選總統，其所面臨的政治環境也與拉夫桑賈尼時代有所不同。

而從期待改革的民眾視角來看，其在初期只是不滿神權政府的保守派，例如革命衛隊、最高領袖哈梅內伊（Ali Khamenei）等，並期待哈塔米、魯哈尼等改革派就任總統後，能一改伊朗保守風氣，推動政治改革、淡化宗教教條色彩。然20餘年來，其心境從原本的滿懷期望，逐步走到了徹底失望，在其看來，改革派不僅沒能解決經濟困境，就連政治上的改變都無能為力，只會開口經濟改革、閉口民主自由，心中所想實與哈梅內伊、革命衛隊所差無幾：維護神權體制的存在。

平心而論，民眾的心聲並非毫無道理，伊朗的改革派精英不論再怎麼激進，其執政合法性都來自神權政府，以及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從維繫政權存續的視角來看，其本就不可能做出太過鋭利的改革，尤其眼下保守派當道，改革派只能被迫低頭。2009年綠色革命時，拉夫桑賈尼等人還能站在示威者一側，直到革命衛隊進場鎮壓；2019年反燃油示威爆發後，魯哈尼便僅能譴責示威者，而無法炮製當年的保守派、改革派的路線鬥爭劇本。

在此局面下，民眾的質疑從個別人物湧向了整個體制，認為若不推翻政權、解散伊斯蘭共和國，便不可能解決當下困境。這一敘事不僅在關注政治改革、渴望放權的城市中產間成長，也在苦於生活的工農底層中滲透。儘管不同群體訴求互異，「推翻神權政府」卻逐漸成為其走上街頭後的精神共識，這就是為何會有示威者對神權政府「檢討頭巾法」無動於衷，反而喊出「神權政府解體才是救贖」。

當然通過社交平台與媒體，西方也對伊朗示威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狙擊與煽動。但歸根結柢，神權政府正在失去民心，不論是底層工農還是城市中產，從現實視角來說，譴責「顏色革命」阻止不了「顏色革命」，神權政府要避免重演1979年的政權垮台，還是只能反求諸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