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會晤岸田文雄　能否拯救每況愈下的中日關係？

11月1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抵達泰國曼谷，準備出席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九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並於當日會見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從日本的角度來看，這是岸田文雄上台後，與中國最高領導人的首次面對面會晤，也是近三年來，日本首相與中國國家主席的首次線下會面；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三年前參與會晤的安倍晉三已經故去，菅義偉則沒能撐過疫情引發的政治風暴，如今兩邊領導人再會晤，日本已由岸田文雄掌政，卻依舊難阻中日關係的波瀾不斷。

細究習近平與岸田文雄此次談話，滿是「中日關係何以前行」的叩問。習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中日關係的重要性沒有變，也不會變。中方願同日方一道，從戰略高度把握好兩國關係大方向，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習近平更是強調，雙方應該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原則，將「互為合作伙伴、互不構成威脅」的政治共識體現到政策中去。「歷史、台灣等重大原則問題涉及兩國關係政治基礎和基本信義，必須重信守諾、妥善處之」。中國不干涉別國內政，也不接受任何人以任何藉口干涉中國內政。

岸田文雄則表示，中日作為近鄰，互不構成威脅，需要也應該和平共處。日本的發展繁榮離不開中國，反之也同樣，日中合作擁有很大潛力，兩國對地區和全球和平繁榮負有重要責任，日方願同中方共同努力，實現日中關係的健康、穩定發展。「在台灣問題上，日方在中日聯合聲明中做出的承諾沒有絲毫變化」。

然在雙方看似和穩的對話下，矛盾的逆流仍在潛行。

中日關係為何摩擦漸起

回顧兩國邦交正常化的1970年代，和平合作確是中日互動的主基調，然而1990年代冷戰結束後，日本的國家戰略發生劇烈轉型，中日合作雖在深化，矛盾卻也同步增長。而導致轉型的遠因，除了經濟起伏催生的民族情結，更有中美博弈驅動的區域局勢變化。

二戰結束之初，「反戰與和平」曾是一代日本人的思想烙印，然而1980年代起，伴隨國民經濟取得長足發展，日本社會與政治思潮不再受「反省」二字框限，中曾根康弘時期的「戰後政治總決算」、「國際國家」口號，便預示了大國主義思潮的泛起。冷戰結束後，「告別戰後」的氛圍開始在日本社會瀰漫；與此同時，日本泡沫經濟於1990年代崩潰，「平成蕭條」接踵而至，日本作為「經濟大國」的自信受到衝擊，想做「政治大國」的期望卻在上升。

1991年海灣戰爭爆發，日本右翼勢力由此提出「軍事力量儘管存在侷限性，卻是經濟力量無法取代的」、「冷戰的終結，未必就能保證和平的到來」等敘事，意欲為日本擴軍保駕護航；1993年5月自民黨幹事長小澤一郎更是喊出「正常國家」口號，成為當今修憲勢力奉為圭臬的政治目標。綜觀1990年代的日本思潮，政壇右翼勢力湧動，並與持反戰立場的一方持續博弈，面對1993年「河野談話」、1995年「村山談話」分別就二戰時期強徵慰安婦、殖民亞洲一事表態反省，右翼發出了激烈批評，並於1995年出版《大東亞戰爭的總結》一書，否定日本興戰的侵略性質，引發中日知識界來回齟齬。2012年安倍晉三第二次執政後，更是有意修改前述兩起談話，終因爭議不斷而作罷，但政壇的修憲呼聲依舊逐年增高。

而在國際關係場域，中美博弈於2000年起漸成國際關係新旋律，日本亦在美國動員下，開始了與「民主國家」的戰略靠近。2001年小泉純一郎上任後，便提議應將印度、澳洲、新西蘭等「民主國家」納入「東亞峰會」，以對沖中國的戰略影響力；安倍晉三於2006年開始第一任期後，雖以「破冰之旅」改善對華關係，卻也同時提出「自由與繁榮之弧」的戰略概念，意在深化同印度、澳洲的戰略聯繫，更提出「價值觀外交」，強調日本要與共用「民主」價值觀的國家加強合作。

而將「自由與繁榮之弧」、「價值觀外交」與地緣政治相結合，可以觀察到日本圍繞着印太地區邊緣，逐步深化與東盟、印度、澳洲的戰略互動，並將中國排除在「自由與繁榮之弧」、「價值觀外交」的適用範圍外，帶有一定程度的針對意味。

而安倍這一動作，並非僅是歷史孤例，此後除自民黨福田康夫、民主黨鳩山由紀夫兩屆內閣，日本歷屆政府基本上都繼承了小泉、安倍內閣的對外路線。2008年10月印度總理辛格（Manmohan Singh）訪日，雙方簽署了《日印安全聯合宣言》，是繼安倍政府同澳洲簽訂安全聯合宣言後，日本政府的再進一步，標誌着「自由與繁榮之弧」構想的延續。2012年安倍第二次上執政，此一主張更是有所強化。

中日關係愈發走向戰略競爭

綜上所述，中日關係的今時不同往日，源於日本對戰後秩序的強烈不滿，再加上中美博弈的時代之風漸起，日本開始尋求擺脱和平憲法的戰略機遇。

在此氛圍下，中日關係的「政冷經熱」愈發顯著：兩國雖能在《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等經貿場域合作，卻無法彌合政治安全議題的相關矛盾，不論是釣魚島、靖國神社或台海。2010年，日方在釣魚島海域抓扣中國漁民、漁船，2012年民主黨的野田佳彥政府則宣佈「國有化」釣魚島；2013年11月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安倍乃於一個月後參拜靖國神社；2021年4月，日美領導人發表聯合聲明，對「台灣海峽的和平穩定」表示關切，是自1969年佐藤、尼克遜（Richard Nixon）發表《日美聯合聲明》以來，日美首腦會談聯合聲明中首次出現所謂「台灣條款」。

簡言之，冷戰結束30年來，日本的國家戰略視角出現明顯變化，變得更加強調日美同盟、解禁防衛政策、獲取國際權力。即便中日兩國領導人在此次會晤中強調，「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至關重要、「日方在中日聯合聲明中做出的承諾沒有絲毫變化」，日本的國家戰略演變仍在進行。在此結構趨勢下，中日關係必然要與1970年代有所不同，並從以下三個層面體現出了戰略競爭態勢。

第一，日美安保體制有所強化。1990年代中後期以來，日美同盟獲得強化，雙方的軍事合作指向漸從「日本有事」擴大為「周邊有事」，日本的防衛重點亦從北方逐漸轉向西南，並開始了對西南諸島的「軍事要塞化」建設。在此趨勢下，中日於東海與台灣問題的矛盾持續上升，日美安保體制亦與「中日友好合作」發生戰略衝突。

第二，「中國威脅」在日本的對外安全戰略比重有所上升。例如2022年版日本《外交藍皮書》中便有「中國威脅」一說，所據理由除了中國國防開支增加外，更有持續多年的南海爭議，稱「日本大量的資源與能源依賴海上運輸，也是利用南海的利益相關者」、「中國不透明地擴大軍事力量與在東海、南海單方面改變現狀的嘗試、擴大軍事活動相結合，成為包括日本在內的地區和國際社會在安全保障方面強烈憂慮的對象」。

第三，日本的新安全戰略帶有明顯的「區域團結但排除中國」導向。從「自由與繁榮之弧」到美日印澳「四邊機制」（QUAD），日本正以日美同盟框架為基礎，步步擴大在區域安全機制的戰略存在。2022年版日本《外交藍皮書》便提到，日本會「加強與共同擁有普遍價值的合作伙伴之間的團結，引領國際社會對抗依靠力量單方面改變現狀的嘗試」。

歸根結柢，冷戰結束以降，日本做「政治大國」的戰略框架愈發明晰，其對周遭的形勢認知漸趨現實，對國力的強調漸往安全場域集中，右翼精英更是有意利用中美博弈態勢，突破和平憲法的重重枷鎖。如此時代趨勢短期難易，即便中日領導人會晤有助雙方溝通、管控些許戰略風險，兩國摩擦仍會是未來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