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黨甜心」卓慧思為何成不了戴卓爾？
當地時間10月20日下午，英國首相卓慧思（Liz Truss）宣布辭職，任期僅一個月半（45天），創造了英國首相任期最短紀錄。而她的偶像戴卓爾夫人執政則長達11年半，為何戴卓爾獲得了西方世界的廣泛讚譽，卓慧思卻如此不受待見？本文梳理解釋了二者政策的差異，供讀者參考。
撰文：觀察者網黃一帆
1982年，7歲的麗茲把自己扮成戴卓爾夫人參加學校的模擬選舉，但一票未得；2022年，47歲的伊麗莎白·卓慧思高舉戴卓爾的意識形態躋身權力中心，圓夢唐寧街。
儘管出生於一個「工黨左翼」家庭，卓慧思還是成為了一名激進的自由主義者，戴俄羅斯皮帽、穿蝴蝶結襯衫，從不掩飾自己對戴卓爾的推崇。於是，歷史給了她機會，卓慧思首相所面臨的考驗都與偶像如此相似——高通脹、高油價、勞資關係惡化。
但顯然，卓慧思不願止步「鐵娘子第二」。
當地時間今年9月21日起，新上任剛半個月的卓慧思三天之內「三連」了她的「三把火」：巨額能源補貼計劃、央行加息，以及規模比戴卓爾任期內任何一次都大的減稅方案。如卓慧思自己所言，她「就是自己」，除了同出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之外，這三項政策每一項都與戴卓爾的做法大相徑庭。
乍看之下，「減稅+擴大支出+加息」的政策組合其實更像戴卓爾同時代另一位領導人——列根，但英國絕不是美國，單在可行性上，其政策就難以服眾，更不必說列根的政策初衷和實際結果本就不盡相同。
果不其然，卓慧思的激進「三連」立刻點燃了「炸藥桶」，市場和選情雙雙「暴走」。一方面英國股市、國債、英鎊同時受挫，市場的悲觀情緒甚至影響了英國政府信譽評級；另一方面，民調也顯示只有18%的人支持其政策，保守黨支持率跌至27%，政權岌岌可危。
10月3日，時任財政大臣關浩霆（Kwasi Kwarteng）宣布撤回取消45%的最高所得稅的政策，卓慧思的新政策只存在了短短10天；繼而在10月14日，關浩霆——這位卓慧思多年的親密戰友兼智囊——引咎辭職，6天后，卓慧思本人也在廣泛壓力下辭職。
模仿戴卓爾的小女孩終究沒能成為戴卓爾。
十日維新：卓慧思新政為什麼急轉彎？
早在入主唐寧街之前，新自由主義就已經成了卓慧思的招牌。
2011年，卓慧思在保守黨內成立了一個名叫「自由企業小組」（後改組為自由市場論壇）的小團體，收羅了數十名保守黨議員，這個小團體由右翼智庫經濟事務研究所贊助，宗旨就是「進一步傳播自由市場思想」。
2012年，卓慧思、關浩霆以及另外3名保守黨議員一同出版一本名為《不列顛尼亞：不受約束》（Britainia: Unchained）的小冊子，她們在書中提出，英國是一個失敗的國家，因為英國人都是「軟弱、懶惰的左翼逃避者」，其中一句著名的論斷是，「英國人是世界上最懶惰的人之一」。
儘管論證淺薄，且不乏自相矛盾之處，並且毫不掩飾對自由市場的讚頌，但這本小冊子還是讓人得以一窺卓慧思的主張：更小的政府、更寬鬆的監管、更低的稅收、更差的福利、更便宜的教育、更努力地工作，適者生存、淘汰弱者，英國自然就會變得繁榮。
激進的右翼思想令卓慧思在保守黨內迅速崛起，不滿40歲便成為英國史上最年輕的女性內閣大臣，被稱為「保守黨寵兒」（Tory Darling）。
然而，今年9月5日依靠黨內選舉成功上位的「保守黨寵兒」所面對的，卻是一個經濟增長率在過去十幾年徘徊在2%左右的國家，不僅在脫歐、新冠的打擊下面臨嚴重的勞動力短缺與市場萎縮問題，還在俄烏衝突的影響下能源價格和物價飆升，截至8月，英國通脹率達到9.9%，維持在40年來的高位。
圖1: 英國GDP年增長率（%）
圖二：最近一年油價（美元／桶）
「生活成本危機」下，多行業從今夏起便開始全國性罷工，所以卓慧思必須立刻拿出能打開局面的經濟政策。
很快，上台剛半個月後，卓慧思便按照自己從前的小冊子為英國開出了藥方。
9月21日，財政大臣關浩霆公佈了卓慧思政府第一項野心勃勃的財政計劃——耗資高達600億英鎊的能源救助計劃，這項針對企業的能源補貼旨在保障冬天的生產。
9月22日，英倫銀行宣布加息0.5個百分點，通脹高企下，英國的貨幣政策正在掉頭。
9月23日，關浩霆又公佈了一項由債務融資的450億英鎊減稅計劃：將個人所得稅的基本稅率從20%降低到19%，將最高所得稅率從45%降低至40%、取消將企業稅從19%上調到25%的計劃，同時取消年初剛推出的1.25%的國民保險稅、大幅減免房地產印花稅、取消金融從業者獎金上限，規模超過戴卓爾執政期間任何一次減稅。
其中，減稅是卓慧思的標誌性主張，在助力約翰遜競選期間就已經被她寫進了施政綱領，如今自然也成為了政策核心。只是，卓慧思的減稅政策明顯操之過急又「一刀切」，批評者認為她嚴重偏向富人，據《金融時報》計算，年收入20萬英鎊的個人每年將可節省近4500英鎊所得稅，而工資為2萬英鎊的工人只能節省218英鎊。
圖三：英國及美國過去一年的通脹率
作為右翼自由市場主義者，卓慧思激進的減稅措施很可能基於對「涓滴經濟學」的信奉。所謂「涓滴經濟學」是對美國列根政府經濟政策的諷稱，源自美國幽默作家威爾·羅傑斯：「把錢都給上層富人，希望它可以一滴一滴流到窮人手裏。」
無論「涓滴經濟學」是否有效，激進的減稅將拉大貧富差距都是不爭的事實，《衛報》便直言卓慧思的減稅方案讓「戴卓爾顯得溫和、列根顯得窩囊」，剝削窮人、獎勵富人，「相當於一場階級戰爭的宣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9月28日也警告卓慧思政府：「那些有利於高收入者的措施，可能會加劇不平等並推高通脹。」
但對於卓慧思來說，減稅政策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不平等，而是時機。
減稅減少稅收收入、能源補貼增加財政支出、加息推高負債成本，短期內這種政策組合對於市場來說過於刺激，悲觀情緒被對英國政府財政狀況的質疑引爆，9月23日當天便出現了所謂「股債匯三殺」現象：富時100指數下跌約141點，同時還帶崩了歐元區；10年期英債收益率漲33.70個基點至3.832%，續刷2010年以來新高；英鎊兌美元也跌至1.085，1985年3月以來首次跌破1.10關口。
圖四：英鎊兌美元過去一年走勢
評級機構惠譽10月5日在下調英國政府債務信用評級至負面、「AA-」級的聲明中表示：「新政府大規模、未備基金的一攬子財政計劃可能導致財政赤字在中期大幅增加……會進一步削弱政府財政戰略的可信度和支持力度。」
惠譽預計，卓慧思的減稅政策將在2023-24財年減少277億英鎊的收入，並在2024-25財年減少313億英鎊收入，如果英國政府不採取補償措施，一般政府赤字將在2022年保持在GDP的7.8%，並在2023年增加到8.8%。
圖五：英國的政府債務佔該國國內生產總值（%）
事實上，新政府此前還計劃過「更大的支出項目」，根據政府官員和顧問向彭博社透露，卓慧思已經起草一份針對英國家庭的能源援助計劃，通過新的定價機制來降低民眾的能源費用，文件顯示，該政策可能在18個月內花費1300億英鎊的巨資。
截至2022年7月，英國政府一年的總支出約為4673億英鎊，其中最高的一項為醫療衛生，將近1900億，與卓慧思兩項能源計劃之合相當，彭博社測算，如果兩項能源計劃均被實施，英國政府需要在2年內再藉入超過2,000億英鎊。
要知道，截至2022年3月末的最新數據顯示，英國廣義政府債務已經高達23,654億英鎊，相當於GDP的99.6%，正處於1960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卓慧思政策的時機的問題還存在外部因素，全球通脹高企的背景下，美聯儲的動向也直接影響各國貨幣幣值的穩定。
今年9月21日，美國聯儲局連續第三次加息75個基點，而英倫銀行22日的加息幅度只有50個基點，興業研究指出，美英利率倒掛往往會導致英鎊面臨貶值壓力，而英倫銀行抗擊通脹的態度不夠堅決將加深市場的失望情緒。
卓慧思新政「三連」固然頗有戴卓爾「雷厲風行」的氣勢，但事與願違，她的「豪賭」無人買賬，在市場慘淡的反應下不得不吞下苦果，如今「十日維新」餘波未盡，卓慧思又能堅持多久？
如果時機對，卓慧思新政就能成功嗎？
假設卓慧思的新政能刺激生產，她還要面臨的另一個困境：當下英國市場匱乏將導致產品無處可去。
緊縮性貨幣政策是各國應對通脹的普遍性措施，其副作用也很明顯，那就是不利於出口，將造成大規模貿易逆差。80年代中期的美國便是如此。
為解決逆差、拓展市場，當時的列根政府祭出了大招，但這卻絕非他國可以復制。
1985年9月22日，美國與日本、聯邦德國、英國和法國在紐約廣場飯店簽署一攬子協議，史稱「廣場協議」。其中很重要的一條便是各國同意對匯率進行協同調整（尤其是日本），以實現美元的「軟著陸」。效果是立竿見影的，美元很快貶值，美國也獲得了出口的競爭力、成功減少了貿易逆差。
「廣場協議」實際上是美國憑藉其超級大國的國力對他國威脅的產物，如果執掌的是一百年多年前的「日不落」帝國，卓慧思或許也能有同樣的底氣，甚至1982年，戴卓爾尚能打贏馬島戰爭成就威名。
但現在的英國早已不是全球霸主，也不是歐洲霸主，GDP甚至還被曾經的殖民地印度赶超。作為一個只有6800萬人口的島國，在失去了歐盟單一市場後，由於種種原因，英國在與歐盟、美國等各國的貿易談判中均處於不利地位，《外交政策》形容英國的處境像是「馬島戰爭中的阿根廷」。
更何況，脫歐疊加老齡化和新冠給英國帶來的更大的麻煩——嚴重的勞動力短缺，令卓慧思的刺激計劃蒙上了又一層陰影。截至今年8月，英國單季度失業率僅為3.5%，創下1974年以來的最低紀錄，職位空缺數首次反超失業人數。
英國國家統計局稱這種情況表明經濟的潛在變化可能性很小，而英國工業聯合會8月的調查也顯示，四分之三的企業在填補職位空缺和工人短缺方面遇到了困難，近一半的企業因此無法滿足產出需求。
卓慧思新政是戴卓爾主義翻版嗎？
那麼卓慧思的偶像又如何呢？執政11年半，戴卓爾被外界廣泛認為讓英國從危機中走了出來，她的政策是怎樣的？卓慧思的新政與其相比，又有多少相似性？
上世紀70年代，受戰後長期福利政策影響，英國生產效率低下、經濟疲軟，加上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引發第一次石油危機，國際油價飆升，英國通脹率一路攀升到26%，一度被稱為「歐洲病夫」。
1979年初，英國勞資矛盾達到臨界點，「不滿的冬天」罷工潮爆發，恰逢那年伊朗革命導致第二次石油危機，好不容易有所回落的通脹率又回到13.39%的高位，帶著對工黨的不滿情緒，英國人把保守黨的戴卓爾選上了台。
圖六：戴卓爾時期英國GDP年增長率（%）
在當時，通貨膨脹和高失業率並行的滯脹現像在全球範圍內初次顯現，即使是左派人士也意識到凱恩斯主義指導下政府對市場的過度干預不可持續，但經濟學家們對於滯脹的成因意見不一，不同學派給出了不同的診斷。
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思潮在此背景下走向歷史的前台，其標誌性的領軍人物是奧地利學派的米塞斯、哈耶克師徒，但新自由主義並非單一的理論，而是一系列自由主義經濟學思想的合流，比如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學派、供給學派等。
大體上，這些不同流派的共同點在於：將經濟自由視為最高原則、主張私有製；強調市場機制調節經濟的完善性，反對國家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否認私有制的剝削性質，認為貧富差異是高效率的前提等。
加拿大左翼學者克萊恩（Naomi Klein）曾總結，新自由主義的三大政策支柱是「公共領域的私有化、放鬆企業管制、以及降低稅收和削減公共支出」。
戴卓爾則深受貨幣學派創始人弗里德曼影響，堅持以控制貨幣為主要政策工具，實施緊縮的財政政策，削減支出。弗里德曼認為貨幣供應量的是影響物價和經濟活動的最根本因素，貨幣供應量過多是通貨膨脹的唯一原因。貨幣學派強烈反對動用財政政策對市場進行干涉，認為通過赤字推動就業的做法是災難性的，提倡把貨幣存量作為唯一的政策工具。
基於新自由主義理念，戴卓爾1979年第一次在國會做預算闡述時就明確，正是政府過度干預導致經濟衰退，因而她的任務就是扭轉這一點，通過重建穩健的貨幣並施行與此匹配的財政政策來解決通脹，通過縮減政府開支以及減稅來釋放市場活力、促進增長。
稅收方面，戴卓爾的做法從來不是的單方面削減，她實際上是在削減直接稅的同時以增加間接稅和銷售稅進行平衡。她在1979年首次預算將個人所得稅的基本稅率從33%降到30%、最高稅率從83%降到60%，之後又將兩者分別再降到25%和40%、把企業稅從52%降到35%。相應地，她將增值稅從8%提高到了15%，新增了石油利潤稅，1983年又將國民保險稅從1979年的6%提高到了9%。
財政方面，戴卓爾的做法則完全與卓慧思相反。根據英國國會議事錄，戴卓爾1979年闡述其經濟政策時開宗明義，節約公共開支是其首要任務，也是她減稅計劃的前提。具體來說，戴卓爾的手段包括削減福利支出和地方政府補貼，通過擴大公共品市場化，改革公共醫療、養老金、失業救濟，住房私有化，支持私立學校等一攬子方案大砍預算。80年代前期，英國政府的支出約佔GDP的47%，到1990年戴卓爾離任時只有不到40%，政府總債務佔GDP比重更是從上台時的50.4%降到了1990年的29.7%。
圖七：戴卓爾時期英國政府負債佔GDP比例
由於戴卓爾削減了支出和負債，英國得以放手施行激進的貨幣緊縮政策， 1979年英倫銀行將基準利率一舉推高到17%的歷史極值，通脹率最終從1980年的18%逐步降至1988年的4.9%。
圖八：戴卓爾時期英倫銀行基准利率（％）
圖九：1970-80年代英國通脹率（％）
然而，戴卓爾對通脹的遏制是有代價的。正如華威大學的史蒂文（Steven Evans）等三位英國學者在《工業關係與英國經濟1990年代：戴卓爾夫人的遺產》一文中指出的那樣，戴卓爾激進的政策導致英國經濟在1979到1981年之間陷入短暫衰退，雖然之後恢復了長達8年的持續增長，但大多數時間裡增長率只有3%左右。
更為嚴重的是，戴卓爾不僅沒有給英國的生產效率帶來實質性的提高，反而令產業結構更加單一（繼續朝金融和服務業方向偏移），並且，勞資矛盾與貧富差距越來越嚴重，她執政時失業率常年維持在10%以上的高位——最終英國工業的停滯不前成了戴卓爾留給後人的遺產。
能否向列根主義學習？做不到
相比於戴卓爾，列根的政策倒是和卓慧思有更多相似性。
1981年列根上台時提出「經濟復興計劃」，宣稱要與凱恩斯主義需求學派決裂，擁抱新自由主義供給學派。該學派認為，供給才是經濟活動的主要因素，正是凱恩斯主義過於面向需求的政策導致了高稅收和高福利，打擊了人們經濟活動的積極性、降低了失業成本，最終引發滯脹。
為了促進增長，供給學派分析了邊際稅率的影響，他們提出，邊際稅率會影響個人收入在消費和儲蓄之間的分配、以及工作和休閒時間的分配，還會影響企業的留存收益和應稅收入，因而降低稅率便可以提振經濟。
此外，供給學派還建立了「拉弗曲線」來論證稅率和稅收收入的關係，指出調整稅率未必會對稅收收入造成影響，低稅率甚至有可能導致稅收收入增加。
供給學派經濟學家拉弗（Art LaFleur）認為，當稅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時，提高稅率能增加政府稅收收入，但超過這一的限度時，再提高稅率反而導致政府稅收收入減少
基於此，列根1981年簽署了美國自一戰之後最大規模的減稅法案，相當於年度GDP的3%，之後，他將最高所得稅從1981年的70%繼續降到1986年的28%，到1989年列根離任，美國的通脹率從他上任時的11.8%降到了4.7%，平均實際收入增長了16.8%。
圖十：列根時期美國GDP年增長率
財政方面，列根在削減公共支出方面遇到國會阻力的情況下，依然大幅增加了國防投入。結果是，其執政初期美國政府的赤字飆升，至1983年就達到2360億美元的峰值，佔GDP的6.3%，而債務水平到1987年較1981年的10040億增加到20280億，翻了一番，佔GDP比例也從27%增長到42%，接近50年代艾森豪威爾時期的水平。
圖十一：列根時期政府負債佔GDP比例（%）
貨幣方面，1980年的美聯儲主席沃爾克（Paul Volcker）就堅決奉行貨幣主義的做法，以加息對抗通脹，一度將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從10.25％提升到20％，不顧對經濟增長和就業的影響，導緻美國經濟短暫衰退，這種極端的加息政策被稱為「沃爾克時刻」。不過在1984年大選前夕，列根政府為了拉動經濟向市場釋放流動性，要求沃爾克不要加息。
列根政策呈現出的面貌便是「減稅、增加支出、加息」，與卓慧思的政策組合類似，而當時股市和債市對美國政府的反應也與今天相同，1981年，道瓊斯指數下降了9.23%、十年期美債收益率一度上升到歷史最高點15.8%。
圖十二：列根時期美國通脹率（%）
但關鍵的區別在於，美元指數從1981年升至104.69的高位並開始持續走強，並在1985年2月升至歷史最高的164.72。
《經濟學人》指出，卓慧思對列根主義的模仿注定失敗，其原因正在於貨幣市場。
依賴美元世界儲備貨幣的地位，美國在加息時經常能夠吸引大量投資，其主權債務因此幾乎不會有上限，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經濟學家、前英國財政部官員波特斯（Jonathan Portes）指出，列根押注美國政府可以背負更多貸款而不失去投資者信心，結果證明他是正確的，但同樣的情況是否適用於英國和英鎊，還有待觀察。
再加上前文提到的，在美元過高時，美國可以通過政治施壓來實現「軟著陸」，因此《金融時報》是這樣諷刺卓慧思「沒有美元的列根主義」的：「從未創辦過企業的卓慧思就像坐在椅子上的自由市場主義者，她幻想自己的國家正在放鬆監管，可以毫不費力地創新產品並銷售出去。」
可惜市場是無情的，2008年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克魯曼（Paul Krugman）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英國市場的表現就像發展中國家，投資者傾向於將預算赤字視為不負責任的標誌和未來政策災難的預兆。
更何況，列根經濟學的有效性本就廣遭質疑，其繼任者喬治·布殊（George W. Bush）就批評其為「巫毒經濟學」。
一方面，列根的經濟復甦存在和戴卓爾類似的問題，比如增長率不高（4%左右），以及失業率（7.5%）和貧富差距等；另一方面，德裔美國學者安德烈·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1986年的論文《列根復甦是真實的還是暴風雨前的平靜？》指出，列根的經濟復甦在美國國內是靠消費支出和債務融資來維持的，而在國際上則是通過轉嫁危機，這種做法將加劇全球範圍內的經濟不平衡並威脅世界經濟的穩定性，導致經濟危機一次比一次嚴重。
戴卓爾主義救不了卓慧思
今年6月開始，英國鐵路、航空、倫敦地鐵、碼頭等多個行業的人員舉行了多場罷工，要求加薪以應對破紀錄的高通貨膨脹率，不滿情緒隨後蔓延至學校、醫院和法院等各行各業，「不滿的夏天」如同一座大山壓在卓慧思頭上。
這一切都開始於她的前任、黨內同僚約翰遜執政時期，卓慧思不得不承受選民對自己政黨的怒意，反觀戴卓爾彼時，工黨的卡拉漢在焦頭爛額中「背鍋垮台」，民眾對新政府翹首以盼，1982年的馬島戰爭更令「鐵娘子」威名遠揚。
卓慧思甚至不是民選首相。
事實上，戴卓爾和列根的政策是不是真的有用在學術界並沒有定論。諾獎得主克魯曼就將卓慧思的減稅計劃定義為「殭屍政策」，他認為卓慧思信奉的戴卓爾/列根主義是「經濟謬誤」，並指出，過去40年中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除了令富人減輕負擔之外對經濟並沒有實際作用，這些想法本應被相反的證據扼殺，但卻像「殭屍」一樣繼續蹣跚前行，吃掉人們的大腦。
當前英國的主要矛盾在於脫歐帶來的市場收縮、勞動力短缺，生產關係發生重大變化，上層建築調整卻停止甚至倒退，不解決這些問題，無論是工黨還是保守黨上台，英國首相也僅僅能成為大英的裱糊匠。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不知是否會有另一位首相組織公投重新加入歐盟，或者選擇「一帶一路」擁抱更大的市場？拭目以待。
本文獲《觀察者網》受權轉載，原題為「英國最“短命”首相誕生，卓慧思為何成不了戴卓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