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之變如何改變全球製造業格局？

對於全球製造業格局，在近年來有「三分天下」之說，就是西歐（歐盟）、北美和東亞三強並立，共同主導全球製造業的產業鏈和價值鏈。

2005年，北美、歐盟、東亞和太平洋製造業增加值佔世界比重分別為23.8%、24.3%和31.5%。到了2017年，北美比重下降到17.8%，歐盟比重下降到2019年的16.8%，東亞和太平洋比重提高到45.6%。這也反映出，進入新世紀以來，全球製造業最顯著的變化是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和發達國家的相對衰落。全球製造業格局仍在持續演變，而如今深陷能源危機的歐洲，無疑為這種演變增添了更多變數。

俄烏戰爭爆發以來，歐洲能源成本持續飆升，一些長期依賴俄羅斯廉價能源的歐洲工廠陸續關閉，這在化肥、鋼鐵和其他能源密集型行業表現尤為明顯。如在2020年，歐洲化工品銷售額為6280億歐元，僅次於中國位居全球第二，而歐洲化工業40%以上的原料來自於天然氣，俄氣供應的劇減對其影響巨大。

從德國9月份的數據看，在能源密集型行業中，鋼鐵行業減產約5%，化工行業減產8%，化肥行業甚至關閉了70%的產能。然而減產畢竟非長久之計，面對歐洲陷入的能源困境，很多企業開始「用腳投票」，主動調整生產和經營區位，近期歐洲一些製造業企業開始籌劃將生產線外遷。

由於美國能源價格遠低於歐洲，比如其天然氣使用成本據估計僅為歐洲的八分之一，美國成為了歐洲企業生產線外遷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一些外媒近期相繼指出，歐洲能源危機的大贏家是美國經濟，高昂的天然氣價格正在推動歐洲製造商轉向美國。目前，越來越多生產鋼鐵、化肥和其他基本商品的歐洲公司也正在將其業務轉移到美國，因為在那裏有更穩定的能源價格。

而從事態發展看，中國也可能成為歐洲企業佈局調整的主要受益者。中國不僅具有完備的產業鏈體系、龐大的市場、逐漸積累的技術能力，還有能源成本優勢和供應的穩定性。不利之處在於，歐洲一些國家對華態度日趨惡化，如德國總理朔爾茨（Olaf Scholz）就公開聲稱減少對華依賴，並取消德企對華投資的相關補貼和金融支持。但要看到的是，相對於政府層面持有的對華政治偏見，歐洲當地企業要更為理性，很多公司仍在堅持加大對華投資。如大眾集團（Volkswagen）已經在新疆新建工廠，寶馬公司（BMW）投資數十億美元在瀋陽開設新工廠，奧迪公司（Audi）開設了在華第一家電動汽車工廠，阿斯利康全球研發中國中心落戶上海等。

目前歐洲製造業的這種外遷傾向已經引起了當地對於歐洲「去工業化」的擔憂，這種擔憂也不無道理。近些年來西歐獲得了俄羅斯提供的大規模、低成本的油氣資源，這也構成了歐洲工業在全球的核心競爭要素之一。德國製造業能聞名全球，靠的不只是所謂的「工匠精神」，還有俄羅斯的廉價天然氣。然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歐洲昔日的廉價能源時代可謂已經徹底結束了。隨之而來的必將是歐洲製造業大幅的結構性調整，這種調整可能將不侷限於眾多高耗能行業的外遷，伴隨供應鏈的外移，行業上下游企業也將受到波及。歐洲「去工業化」因此大概率會發生，可能只是會持續多久的問題。

歐洲「去工業化」持續發生的關鍵是能源。與全球其他地區相比，歐洲化石能源較為匱乏。據BP能源統計數據，截至2020年，歐洲煤炭、石油、天然氣三大化石能源總儲量1412.47億噸，佔比不到全球的10%。即使是與俄羅斯在能源上脱鈎，歐洲也不大可能大規模重啟化石能源開發。當前，歐盟計劃從卡塔爾、美國、埃及、西非等國家和地區增加天然氣進口，同時多個國家已經着手重啟或者延長煤電和核電項目。另一方面，計劃加快清潔能源開發，擴大可再生能源在電力、工業、建築、交通等重點領域的推廣應用。

歐盟之前也曾宣稱要在2027年前徹底擺脱對俄羅斯化石燃料的依賴，表示要大力補貼發展氫能等綠色、可再生資源。這些措施既有針對能源供給趨緊的短期應急性調整，也有旨在強化歐洲能源獨立的中長期結構性策略。但整體來看，這些供給端的策略調整周期較長，效果也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約，說白了就是需要時間。如同當前有些分析所指出的，歐洲能源轉型的「痛苦期」可能要持續5-7年。在這期間，歐洲當地的高能源價格和不穩定供應將是常態。

在這種背景下，歐洲能源問題隨之趨於長期化。除了讓歐洲民眾壓力倍增，區域製造業的苦日子也將持續：面對高昂的生產成本，企業要麼「停產等死」，要麼通過產業轉移另謀生路。與之關聯，在未來一段時期，歐洲製造業企業當前出現的「大逃離」現象可能將日益普遍，並最終對歐洲工業體系造成結構性損傷，歐洲製造業甚至因此存在徹底衰落的風險。

最終分析結論：

歐洲能源短缺問題短期內無法解決，將使得製造業企業外遷的趨勢更加明顯。這將帶來全球製造業新一輪遷移，進而可能改變全球製造業的格局，中國如果能夠把握機會，有可能成為這一演變進程中受益的一方。

本文獲安邦智庫授權轉載，原題為「全球製造業格局可能因歐洲之變而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