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會是俄烏戰爭的「和平使者」？

9月28日，美國前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譯作川普）在社交平台Truth Social上發表對於俄烏衝突的新看法。

其指出，北溪被炸「可能導致重大升級或戰爭」，美國領導層應保持冷靜。「不要因為管道爆炸而使事情變得更糟。要有戰略眼光、要聰明，現在就必須達成協議。」特朗普強調，「雙方都需要、都想要達成協議，整個世界岌岌可危，我來帶頭？」（Both sides need and want it. The entire World is at stake. I will head up group?）。

而這並非特朗普首次對俄烏衝突發表意見。回顧此前，2月21日普京（Vladimir Putin）簽署法令，承認烏東兩「共和國」獨立時，特朗普便曾公開表示讚賞，稱普京此舉「真是天才」；24日戰爭爆發後，面對排山倒海的譴責聲浪，特朗普忽又修改措辭，抨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是「大屠殺」。

到了3月，特朗普提高譴責聲調，呼籲美國應該用「核攻擊」威脅俄羅斯。除此之外，特朗普也異想天開，表示美國應在F-22戰機上掛中國國旗，「把俄羅斯的垃圾炸掉」，接下來坐着看中俄互鬥。

兩相對照，特朗普顯然不是純粹的「和平主義者」，對俄烏衝突的主張也不斷生變。但究其心之所向，俄烏衝突在其語境下的角色作用看似矛盾、實則一脈相承：凸顯自己，貶低拜登（Joe Biden）。

如果特朗普是美國總統

回顧過往，特朗普還是總統時，其實並不積極評論俄烏衝突，也不認為有替烏克蘭「主持公道」的強烈必要。2019年9月，特朗普曾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會晤，並建議後者應與普京「聚在一起解決問題」，引發了烏方震驚。

然其卸任總統兩年後，俄烏衝突急速白熱化、美國即將迎來中期選舉，兩股脈絡交互碰撞下，特朗普彷彿看到了政治生涯的「戰略機遇」，開始了對俄烏衝突的「花式表態」。在其語境下，這場衝擊後冷戰秩序的地緣劇變，似乎僅是成全其個人光環的政治舞台，而台上僅有兩個角色，既非普京、也非澤連斯基，而是身為男主角的自己，以及作為陪襯的拜登。

以稱讚普京承認烏東兩地獨立「真是天才」為例，特朗普也在同段訪談中表示，普京之所以選擇現在、而不是在自己擔任總統期間「入侵」烏克蘭，是因為自己與普京的關係比拜登更好，「我非常了解普京。我和他相處得很好。他喜歡我，我喜歡他。」但話鋒一轉，特朗普又批評拜登對普京行動的回應不夠有力，並稱在拜登任期內，「原油價格飆升，俄羅斯正因此變得富有」。

由上述談話可見，在狙擊拜登的主旋律下，特朗普其實並不忌諱沾染「親俄」的禁忌色彩，更不顧忌在同一訪談中流露立場的前後矛盾，既能稱讚普京，又能轉瞬抨擊拜登「放任俄羅斯坐大」，彷彿普京與俄羅斯毫無關係、只是恰好出現在同段對話裡的錯位國家與總統。

戰爭爆發後，特朗普更是磨刀霍霍、四下出擊，雖未再正面稱讚普京，卻仍持續借着俄烏戰事自我宣傳、挖苦拜登。例如在抨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為「大屠殺」後，特朗普強調，「假如我還繼續任職，俄羅斯不敢併吞任何一寸土地，更不敢發動入侵行為」，顯然意在反襯拜登「缺乏威望」；在提出用「核攻擊」威脅俄羅斯的驚天異想後，特朗普表示若自己是美國總統，將派遣核潛艇在俄羅斯海岸邊「來回航行」，以向普京施壓，此一敘事也明顯是嘲諷拜登「膽小怯懦」。

至於近期「我來帶頭斡旋」的提議，特朗普同樣有自己的政治算計。其雖高調表示「我來帶頭」，卻對理想的「協議」內容一字不提、對如何斡旋的相關規劃惜字如金，倒是不忘再次強調，「若由我擔任總統、並為局勢提供解決方案，烏克蘭戰爭將永遠不會發生」，顯然是有意形塑自己與拜登「黑白分明」的人設對比：拜登好戰激進、不顧毀滅風險，硬要與俄羅斯玉石俱焚；特朗普則冷靜沉着、大局為重，掛心世界和平，彷彿幾個月前高呼要以「核攻擊」威脅俄羅斯、要派出核潛艇駛向俄羅斯沿岸的，是名字恰好同為特朗普的陌生人。

極化政治才是關鍵

平心而論，特朗普的論述並非全無道理，俄烏局勢在其任內確實有所受控，美俄關係也確是在拜登上台後持續走低，俄烏戰爭亦是在2022年爆發，而非2016年至2020年。歸根結柢，拜登對於局勢的惡化確實責無旁貸。

但特朗普的種種表態同樣無助解決眼下戰局，因為不論是稱讚普京天才、呼籲美國出動核潛艇，或是提出意義不明的「我來帶頭斡旋」，特朗普的目的都不是促成戰爭結束，而是瞄準了美國日漸嚴重的民粹與極化政治，希望藉着圍繞俄烏戰爭的種種政治表演，打造自己剛猛、睿智、天才的愛國形象，以滿足不同支持群眾的想像與崇拜心理，為下次「鯉躍龍門」累積政治資本。

回顧近20年的美國政治生態，特朗普的行徑體現了時代之變。2008年金融危機後，民粹主義急遽抬頭，美國先後爆發了「茶黨」運動、「佔領華爾街」運動；與此同時，伴隨美國經濟、產業格局變化，美國的兩黨政治也開始了力量重組。

從原有的政經結構來看，冷戰結束以降的美國政治可分成兩大板塊，分別是民主黨代表的東北部-太平洋沿岸、共和黨代表的南部-中西部地帶。然而過去20年內，美國製造業嚴重外流，藍領階層的生計為此大受衝擊，導致了原本屬於民主黨傳統票倉，以白人藍領為主體、以傳統製造業為主導產業的「鐵鏽帶」，在2016年轉向共和黨，促成特朗普成功問鼎總統寶座。而後民主黨雖在2020年重奪密西根、威斯康星和賓夕法尼亞等「鐵鏽帶」，卻不意味民主黨對白人藍領的吸引力成功壓過共和黨，而是一定程度上搭了「疫情便車」所致。換言之，新一輪美國政治版圖的重組進程尚在進行、遠未終結。

在此過程中，左右翼民粹的撕裂逐漸浸染美國的兩黨鬥爭，導致了政治文化與政策的急速極化。在政治文化上，為求曝光與民粹支持，美國兩黨精英愈發不顧基本的政治社會規範，偏好發表誇大其詞、聳人聽聞的言論；在對外政策上，美國的外交用語與動作愈發越誇張尖刻，似乎在排除挑釁與對抗色彩的詞彙後，便不知如何行文發聲，早在俄烏戰爭爆發前，美國的對華取態便是典型案例，對華政策更是漸被對抗與冒險的趨勢所宰制，風險管控機制愈發失能。

由此脈絡觀之，特朗普針對俄烏戰爭的種種表態，看似相互矛盾、無助戰局，實則在極化與民粹政治的場域內，扮演了重要角色，且具有一定程度的「時代意義」。到頭來，特朗普做不了、也無意成為俄烏戰爭的「和平使者」，倒是可能成為支持者眼中的「新華盛頓」，為美國的「再建國」寫下時代註腳。

【特朗普與俄烏戰爭Q&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