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黨黨內民主的局限：0.3%選民決定下任英國首相誰屬
由於保守黨獨佔英國下議院議席多數，保守黨的下任黨魁將同時成為英國首相。根據2001年以來的保守黨制度，當黨魁候選人被篩選至最後兩位之後，決選將交由保守黨「黨員普選」決定。這場「普選」的投票在9月2日截止，到9月5日，我們將會得知外相卓慧思（Liz Truss）和前財相辛偉誠（Rishi Sunak）之間鹿死誰手。
「黨員普選」是一個甚為怪異的選舉制度。雖然選舉結果將決定6,700萬人的國家前路，但保守黨黨員人數大概只得16萬左右——具體黨員人數並沒有公開——相得於4,656萬登記國會選民人口的0.3%。
0.3%選民的「代表性」
而要加入這個有投票權的「特權階級」，一般英國人只需付出25每年英鎊的「會費」，保守黨的官網還非常方便地計算出每月2.09鎊的平均價，門檻之低可算是「物超所值」。
雖然成為此「特權階級」門檻甚低，但加入政黨本身已造成了一種選民篩選。根據學者研究，保守黨黨員的人口分佈特別不能代表英國選民整體：其男性比例超過六成，65歲以上人口比例接近四成（英國整體是兩成多），六成黨員來自倫敦或英格蘭南部，七成半人2016年曾支持脫歐（當年支持脫歐的比例是52%）。
即使一個人的背景不一定能夠決定其政治取向，亦有分析指保守黨黨員並非完全缺乏務實主義，但當中也確實有不少願意排隊數小時等待聽取脫歐大老演講的極端分子。而且，約翰遜（Boris Johnson）2019年賴以大勝的工黨傳統票倉「紅牆」選民，似乎沒有在此刻的黨員結構當中得到相應的代表。
黨內極端化
保守黨黨員的人口分佈決定了卓慧思和辛偉誠為何都劍走偏鋒、愈來愈極端化，離主流民意的意願愈來愈遠。對於可讓英國單方面撕毀北愛爾蘭邊檢機制的立法，又或者將非法入境難民轉送盧旺達等極端政策，卓慧思與辛偉誠意見一致，失去了爭論的空間。
起初，辛偉誠與卓慧思之間尚有在「減稅」問題上的區別，但一度主張通脹高企不減稅的辛偉誠眼見黨員普遍傾向減稅，亦已馬上轉軚，提出削減家用能源增值稅（按：沒有照顧到票數甚少卻同樣消耗能源的商戶）、到2024年將所得稅減低1%等政策，更發表對「左翼進步派文化」（lefty woke culture）宣戰般的言論，指責左翼企圖「取消我們的歷史、我們的價值和我們的女性」，極富美式左右對立的政治意味。
雖然辛偉誠的極端化並未有挽回其大幅落後的選情，卻改變不了這套「黨員普選」機制使之不得不極端化以求勝的因果關係。
黨內之勝與黨外之敗
對於保守黨的這兩個「爛蘋果」，英國一般選民也是敬而遠之為多。根據Opinium的民調，在兩人之間表達「兩者皆否」和「不知道」意見的英國受訪者比例高達44%和15%，而在黨員支持度大幅落後的辛偉誠反而較卓慧思更能獲得一般選民的支持。
這種數據，對於保守黨最遲在2024年就要面對的大選而言，當然不是好事。但對於卓、辛二人而言，當下的政爭當然亦比兩年後的政治前途重要。
在過去，英國兩黨的黨魁都由黨內議員「黑箱作業」決定，草根黨員無從干預。但隨着「黨內民主」漸成潮流，兩黨都先後改制將黨魁的最終決定權交到黨員手中。2016年，工黨黨魁郝爾賓（Jeremy Corbyn）就曾在黨內議員絕大多數反對之下單靠草根黨員支持勝出，最終使工黨在2019年大選中慘敗，只得到1935年以來最少的下議院席位。
這一次的卓慧思與辛偉誠的對決，很可能會重蹈工黨的覆轍。
代議制度的異化
除了黨員不能代表全體選民之外，「黨員普選」所引致的政治極端化也有污染主流政治的傾向，特別是在英國的兩黨制之中。
在一套兩黨對立的體制，對立陣營已定。當一個陣營的領袖地位要由愈發極端的政治立場來支撐，兩個陣營將會各走極端化，變相形成了全國政治的極端化。這種情勢在左右對立已演化到「內戰」討論的美國特別明顯。
當然，第三勢力的崛起可以打破這種極端化的趨向，但在（大體上）單席單票領先者勝的英美選舉制度之下，第三勢力極難出現，極端化的政治惡果卻要由全體國民承擔。
「黨員普選」背後的意識形態是一個高舉「人人平等」的現代性。然而，代議體制本來就是要用來避免這種「人人平等」的預防機制。畢竟，政治與管治是一種專業，不應由一般民眾直接執行。因此，在類似英國的議會制國家，議員就是在一定時間內代表人民作出決定的階層，而這個決定當然包括首相人選——首相正是得到下議院多數議員支持的人物。
照這一套邏輯來看，當一個政黨持有下議院多數，在黨魁（也即是首相）選舉之中，不經大選而將選舉領袖之權交到草根黨員手中，某程度上就是一個逃避責任的失職——當草根黨員選出了不稱職的人物作為領袖，正如郝爾賓時代的工黨大敗一般，黨內政客都不必為此負責。而這一種不負責任卻得到了「黨內民主」這個光輝名詞的包裝。
無論「黨員普選」是一個政客有意推卸責任的設置，還是受「民主」感召而作的抉擇，英國兩黨制下的這一種「黨內民主」，最終將會揭發出沒有局限的民主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