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與台灣　會否是地緣牌局的最後兩張牌？｜專家有話說

2月24日俄烏戰爭爆發後，衝突持續至今已將近5月，伴隨赫爾松（Kherson）、馬里烏波爾（Mariupol）、利西昌斯克（Lysychansk）等地易主，俄軍已成功打通連接克里米亞與頓巴斯地區的陸橋，並將烏軍逐出盧甘斯克；與此同時，糧食、油價等民生議題衝擊全球各地，不少脆弱經濟體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國際權力格局亦因衝突而加速傾軋，歐洲與印太地區皆出現了被動員與抵制動員的現象，堪稱冷戰結束後的新時代變局。

針對此議題，台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於2022年7月8日舉辦「後全球化視野下的俄烏戰爭」論壇，並由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財團法人日月光文教基金會參與協辦，邀請到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會長與政治大學外交系主任盧業中、政治大學民族所教授趙竹成、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與歐盟莫內講座教授葉國俊、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辛翠玲、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主任與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副院長張登及，分別以美國、俄羅斯、歐洲、印太、東亞與兩岸視角提出分析，論壇主持人則是台灣中研院院士、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吳玉山。此為系列報道下篇，共兩篇。

印太視角看俄烏戰爭

辛翠玲分析了俄烏戰爭爆發後，印太地區國家的不同選擇。

其指出，俄烏戰爭對印太國家的影響，可分為經濟面與安全面。前者影響包括糧食與能源進口、通貨膨脹、資本市場、生產需求、供應鏈運作，並給區域內各國帶來經濟發展壓力；後者導致的隱憂則包括地緣政治連動、中美衝突激化、台海可能引爆、美國的戰略承諾不穩等，在印太形成區域安全未定數。

辛翠玲表示，除了現實主義外，身份認知取向也將影響一國對戰爭的解讀與應對，使其在不同思維下，做出不同的政治選擇。首先，是「民主價值視角」，採行者乃以美國為首的印太戰略成員國，包括日本、澳洲、韓國。此一視角的思維主軸為「民主對上極權」的意識型態競爭，故其理解的俄烏戰爭，包括以下幾個重點：意識型態層級、極權與民主之爭、反俄與反極權之惡、民主價值與制度的保衛戰。故其應對俄烏戰爭時，會出現以下三個特色：第一，立場鮮明，無保留譴責俄羅斯、積極援助烏克蘭；第二，參與經濟制裁俄羅斯，且不惜犧牲部分經濟利益；第三，對於地緣政治是否連動台海問題的假想狀況與中國相關問題，有較清楚的表態。

辛翠玲以澳洲為例，其在衝突爆發後的第一時間譴責俄羅斯，並逐次提高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包括擴大對俄羅斯的個人制裁名單、禁止出售對俄羅斯有利的奢侈品、禁止貸款給可能受俄羅斯官方影響的俄國企業、停止採購俄羅斯原油、天然氣、鋁等能源產品。而新任總理阿爾巴內塞（Anthony Albanese）也延續了前任政府立場，在5月24日斥責俄羅斯「不法」、「不道德」、「令人髮指」，又在6月27日警告中國「應以俄羅斯為鑑，莫輕忽一個主權國家對外來武力攻擊的反抗，也不可低估其他有相同價值的國家維護國際秩序的決心。」

第二個視角，則是「主權小國視角」。辛翠玲分析，此一視角會投射自己的「小國當自強」情結，並會帶有強勢小國的自覺與警覺，採行者有新加坡與新西蘭。其核心訴求包括多邊國際體系、維持國際秩序現狀、人道、主權與自主，以此視角來看俄烏戰爭，便是大而欺小、侵犯主權、破壞國際秩序，故其會得出「支持烏克蘭即支持自己」的結論。

辛翠玲舉例，新加坡便在第一時間譴責俄羅斯，並對俄方施以過去未有的嚴厲制裁。然其與第一類「民主價值視角」不同之處在於，新加坡反對視俄烏戰爭為民主與極權之爭，「新加坡選的是原則，而非選邊，更沒有要與俄羅斯為敵。」辛翠玲指出，新加坡在意的是，俄羅斯此舉威脅他國的獨立與領土完整、破壞聯合國憲章與主權國家體系、干擾本就不易的國際多邊合作、加劇了中美關係的不穩定。上述種種皆會影響到其身為主權小國的安身立命。

第三個視角，是「南方視角」，採行者包括印度、東盟國家。辛翠玲指出，此一視角眼中的俄羅斯，並不具備強烈的敵我分野，既非我者，也非全然他者；在地理距離上，俄羅斯也不對「南方視角」國家構成侵略性；在外交立場上，俄羅斯與歐美不同調、又與中國若即若離，在「南方視角」國家看來，是另一個戰略平衡支柱；在國家實力上，「南方視角」國家認為俄羅斯曾經稱霸且依然強大有資源、具軍經實力。簡言之，俄羅斯在其看來，非壓迫、無威脅，是可期待、可合作的強國。

故辛翠玲分析，「南方視角」面對俄烏戰爭時，會對俄羅斯預設有較多包容與理解，其是否曾參與譴責俄羅斯並非重點，如何與俄羅斯維持並發展互動關係才是看點。在此脈絡下，消極者會低調以對，積極者則會藉此機會再定位自身的國際角色。辛翠玲舉例，印尼便是典型的「南方視角」國家，既道德譴責俄羅斯，又婉拒軍援烏克蘭，同時維持與俄羅斯的關係，確保俄國軍售與投資，並努力疏通烏克蘭糧食與肥料出口，堪稱來自G20的和平使者。

但辛翠玲也補充，國家身份取向未必是單選題，也可能隨議題而流動。例如新西蘭，自80年代以來便採行第二類「主權小國」身分取向，但俄烏戰爭爆發後，新西蘭反應強烈，且積極強化自身與北約、美國、印太戰略的合作，但其總理阿德恩（Jacinda Ardern）又表示，新西蘭奮力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變 （a fiercely held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新西蘭無意尋求擴大軍事聯盟。故新西蘭變了嗎？辛翠玲認為後續值得觀察。

地緣政治與新持久戰

張登及則以地緣政治與兩岸視角，分析俄烏戰爭的爆發與影響。

首先，張登及認為，俄烏戰爭是後全球化的加速器。其指出，定義全球化，關鍵在於要素流動的時空收斂；而推動這一現象的因素，是科技與經濟的發展，導致了技術的進步、成本的降低，可簡言為「槍砲、細菌、資本的外溢」。

張登及分析，全球共經歷過三階段的全球化：第一階段是海權、殖民與「世界體系」的成形；第二階段是兩次大戰與聯合國、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的成立；第三階段是蘇聯瓦解、網際網路出現、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建立，此一時期的體制與表現為自由國際秩序（LIO），即以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為下層結構，多元主義民主與進步主義價值為上層建築，間以西伐利亞體系的主權國家制度。

張登及表示，或許全球化的演進過程並非一帆風順直至拐點，也有可能在危機四伏下，表現出內在的矛盾、逗點與拐點，例如70年代的石油危機、2001年的911事件、2008年的次貸風暴、2014年的克里米亞危機、特朗普（Donald Trump）主義與中美貿易戰、2020年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爆發等。張登及由此詰問，往後的全球化，會否仍是技術進步帶來成本降低、時空收斂，最後達至普惠和平？抑或會是技術進步導致內外不均衡與野蠻增長，致使國家內部的共識與國際權力平衡破壞，最後引發舊秩序瓦解？張登及指出，國內共識破壞加上媒體技術進步，便容易產生極化社會與民粹主義，眼下東歐、西歐、美洲到亞洲皆然，烏克蘭不過是破口之一；國際的權力平衡破壞，則會誘發安全困境，烏克蘭亦是處在斷層線上。

張登及進一步論述，眼下霸主（美國）、崛起者（中國）、懷舊者（俄羅斯）與各世代都不滿舊秩序，故「後全球化」極有可能走向高成本的空間分割與冷戰2.0，出現全球在「地」化的現象。張登及由此提出所謂「地理的復仇」（Revenge of Geopolitics），「全球化是地緣政治的反命題，地緣政治是全球化的制衡者。」1980年代的阿富汗戰爭、兩伊戰爭、1990年代的南斯拉夫內戰、911恐襲與後續的伊拉克大中東戰爭、朝核危機、利比亞與敍利亞內戰，皆可視作地緣政治對全球化的反撲，「烏克蘭與台灣，會否是地緣撲克（Poker）的最後兩張牌？」

張登及指出，由地緣政治的回歸觀察現下國際秩序，可看到海陸權國家的博弈。在海權之爭上，美英會竭力維持海洋霸權、防止陸權國突穿遠海，故其主張「自由航行」，中俄則會拒止海權逼近本土、並尋適當機會突穿封鎖，故會主張「歷史水域」；而在陸權之爭上，美英會避免陸權國再控制由東歐到中亞的心臟地帶，中俄則要避免海權國控制心臟地帶，故會提出「一帶一路」、「歐亞經濟聯盟」等計劃；而在盟友關係上，美英若要避免陸權國家結盟，便要組織盟友制止中國成為區域霸權，同時力求改善與俄羅斯的關係，中俄則會有不同的戰略考量，俄羅斯本可嘗試改善美歐俄關係，中國則可在穩住俄羅斯的同時，爭取與發展中鄰國的關係，但俄烏戰爭的爆發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美歐俄修好的進程，打亂了上述佈局。

而由歐陸回望東亞，張登及也點出幾個危險熱點。首先，1952年的《舊金山和約》只是凍結了東亞戰爭，卻未解決深層問題。彼時美國是東亞秩序的主導者，面對中蘇同盟與朝鮮戰爭的戰略環境，其有意改變日本的地位，使其成為邊緣的樞紐。在此一背景下，《舊金山和約》成了片面的秩序建構，蘇聯與盟友皆未簽署此約，連帶日俄之間亦無和約，北方四島問題遺留至今；「中華民國」則在1954年另與日本媾和，台灣地位問題至今未決；北京、河內也未受邀參與此會，故有後續《中日友好條約》中的台灣問題；印度則是受邀但不出席、印尼等國亦未批准。簡言之，東亞各國在理念上並無共識，包括誰是二戰戰勝者、是否存在侵略者等問題；無獨有偶，朝鮮戰爭亦是「未結束」，朝鮮更在2013年廢除停戰協定。

張登及指出，東亞秩序在法理與理念上都未凝固，又遇上權力移轉，自會受到激化，如今的大國博弈又存在結構性困局，包括中美有80%的權力對比處於高危區間，俄國至今仍是核強權，貿易、科技、疫情互疑疊加導致溝通低效，美國內政糾結又使其難以對俄緩和，故眼下要對中國打俄國牌極度困難。

在此脈絡下，張登及指出，新冷戰將會是一場持久戰，不均等的增長不再帶來互惠與和平紅利，以壁壘確保「相對收益」或將成為主流。在此背景下，新冷戰的發展會有以下兩個特徵：第一，會出現兩線持久戰，「後方」綁定盟友、搭築壁壘，「前方」則以代理人戰爭消耗對手；第二，護欄薄弱，各式議題交雜、共識低、危機擴散快。但張登及也提醒，新冷戰未必是百年馬拉松，「前方」也有可能提前出戰，使危機燒向後方。

張登及進一步提出對兩岸的極限思考。如今後全球化時代來臨、東亞舊金山和會秩序瓦解，地緣政治競鬥主導國際秩序，「前方」代理人戰爭誘因上升，國際格局可能出現「雙殺打」、「漂流世界」兩種秩序結果。

所謂「雙殺打」，即是「前方」的代理人衝突，即莫斯科準備不足卻「因故」進攻，敗戰衰微，烏克蘭則在誤擊下被犧牲打；北京也在條件不備卻「因故」進攻，復興進程由此逆轉，台灣也在誤擊下被犧牲打。故「雙殺打」的結局，便是烏、台在持久戰中「有所損傷」，但國際的權力移轉由此停止，美國順利維護單極。

所謂「漂流世界」（Drifting World）的發展則恰好相反，即俄羅斯能借由此次衝突鞏固烏東，東歐將陷入動盪，「基辛格大三角」（Kissinger Reverse，意指中美俄戰略三角關係）失靈。而戰爭膠着恐影響美國選情，致使特朗普勝出，美國或將戰略收縮，同時更加卸責盟友。

至於持久戰「前方」的斷層線行為者（台灣與烏克蘭），是否有「不戰」的選擇權？張登及總結，若由地緣與權力決定論來看，「前方」沒有是否參戰的選擇，就連何時與如何戰的選擇都十分有限；但若由意圖與謀略可恃論來看，妥善管理意圖、維持戰略耐心，可以影響衝突的規模與時點。

為何各國反應不同

吳玉山則分析了全球視野下，影響各國以不同立場應對俄烏戰爭的因素。

吳玉山指出，可以觀察到，戰場的鄰近國家反應最強，包括波羅的海三國、波蘭；距離較遠的歐洲大國反應則較為節制，包括德、法、義；但美英兩國的反應又十分劇烈；其他更遠的非歐洲國家則反應有限，或維持中立。俄羅斯則有少數俄盟友支持。

對此現象，吳玉山提出三個層次的解釋：系統、國內與決策。其中「系統」包括「安全與距離」、「戰略三角與延伸關係」兩個因素；「國內」包括歷史、文化與制度；「決策」則意指政黨偏好與領導人立場。

首先在「系統」層次的「安全與距離」上，俄羅斯侵略必然對區域國家構成安全威脅，故距離戰區越近，感受到的安全威脅越大，而安全依靠可以用三種方法尋得，第一，外部抗衡，即依賴其他大國與俄對抗，例如美國；第二，扈從俄羅斯，例如白俄羅斯；第三，中間路線，即成為戰略樞紐、維持中立、推動全方位外交，但此次戰爭爆發後，中間路線顯然受到擠壓，選擇外部抗衡的國家增加，例如要求加入北約的瑞典與芬蘭，但還是有例外，例如維持樞紐身分的土耳其。

然美國分明不是歐洲國家，為何反應如此劇烈？吳玉山指出，美國身為世界霸權，在全球具有普遍利益，並可在全球範圍投射權力，故對任何戰爭均為「在場」。從這一脈絡觀之，美國與俄烏戰區距離「甚短」，故適用於安全威脅高、抗俄反應強的假設，其也選擇與鄰近戰區之東歐國家形成同盟，共同要求對俄羅斯極限施壓，與德國、法國、意大利等傳統歐洲大國不同。

而在「戰略三角與延伸關係」上，吳玉山指出，對他國之關係由與第三國之關係決定，如與一強國相善，則與該強國之敵國相惡。簡言之，美國之盟友感受到美方壓力，只能不斷升高與俄羅斯的對抗，傳統歐洲大國德法意便是如此，與美國關係密切的英國，更是在戰爭之初便積極反俄，澳洲、新西蘭與加拿大（Anglo-Saxon core）也是如此；美國的亞洲盟友亦同，包括日、韓與台灣。日、韓、澳等隨後參加了馬德里的北約峰會，即為此一狀況脈絡的體現。但當「安全與距離」之考慮和「三角關係」有所衝突時，國家便會有所掙扎，配合得較不情願。

反之，如與一強國相惡，則與該強國之敵國相善。吳玉山指出，美國之對手，受到美國壓迫，自然不免對俄親善，中國即處於此種狀況；印度一向懷有反西方、反殖情結，對西方之反俄動員要求自會拒絕；其他的金磚國家（BRICS）如南非與巴西，也皆有此種傾向，想要加入 BRIC的阿根廷、與美有衝突的墨西哥亦如是。對於此類非歐洲大國，安全距離因素不導致其反俄，三角關係亦使其抗拒西方動員。

而在「國內」層次上，吳玉山指出，歷史、文化與政治制度扮演了重要角色。波蘭便是典型案例，其對俄羅斯的歷史仇視與對烏克蘭的親近，可能大幅度增強國家安全與三角關係的因素，波蘭如今已成西方國家支持烏克蘭的最大前進基地；但國內因素也可能與國家安全與三角關係發生衝突，而使一國陷入困難境地，例如傳統親俄的保加利亞，便在俄羅斯停止對其供氣後，出現了國內政治環境的變化；但塞爾維亞則仍然維持對俄羅斯的親善，或許是因為其尚未被納入西方體系，故三角關係效果有限。

另在「決策」層次上，吳玉山指出，不同政黨與政治領袖會有不同反應，因而影響一國的抗俄強度。眼下的東歐戰略斷層線國家內，存在不同政治勢力，故會有不同的對戰略態度，例如當今執政的「法律與正義黨」（PiS），是波蘭最反俄的黨；奧爾班（Viktor Orban）在匈牙利政壇光譜內，立場相對親俄；法國的馬林勒龐（Marine Le Pen）立場也執政的馬克龍（Emmanuel Macron）不同；墨西哥的洛佩斯（Andres Manuel Lopez Obrador）在國內也屬於相對反美陣營。

吳玉山表示，即使是美國，若今日是特朗普在位，對俄羅斯的政策也可能會與拜登（Joe Biden）不同，或許特朗普在強調經濟的視野下，會相對不認為烏克蘭是美國的重要利益，也較不重視傳統與歐洲盟邦的關係，而會認為其佔了美國便宜。

而綜合前述因素的排序，吳玉山認為，「安全與距離」仍扮演了關鍵角色，其次是「戰略三角與延伸關係」，再次為「國內歷史文化與制度」，最後才是「執政者與決策」。吳玉山亦感嘆，現在的世界已經與過去三十年大大不同，俄烏戰爭就是對轉捩點的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