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東：北約為「續命」瞄準中國｜專家有話說

北約峰會日前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落下帷幕。時隔12年，北約推出新「戰略概念」，首次提到中國。

文件用「挑戰着我們的利益、安全和價值觀」、「對歐洲-大西洋構成系統性挑戰」、「用惡意網絡行動、對抗性言論和虛假訊息針對聯盟並損害聯盟安全」、「中俄合作破壞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等描述中國。

「戰略概念」是概述北約未來10年優先事項的文件，2010年發布的版本中並未提及中國。

誕生於冷戰的北約，為什麼會在今天將自己針對的目標中加上中國？未來十年，中國將面臨北約的哪些挑戰？中國可以如何反擊？

除了首次闡明對華立場之外，這次遠在西班牙辦會的北約也把手伸到了亞太地區。日本、韓國、澳洲和新西蘭這四個亞太國家領導人首次受邀赴會。

北約的這一操作傳遞出什麼信號？美國主導的北約會否按美國推動的「印太戰略」的需要，將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在「印太戰略」中，美國一直意圖構建美日印澳為主軸的「圍堵中國」的戰線，但為什麼這次印度又沒有參會？

針對上述問題，觀察者網特邀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李海東，進行深度解讀。

觀察者網：誕生於冷戰時期的北約，在冷戰結束那麼多年之後的今天，突然在自己的針對目標里加上中國，說明了什麼？您如何看待這份文件中涉及中國的內容和措辭？

李海東：北約新「戰略概念」直接聚焦中國的是第13段和第14段，除了這兩段之外，第18段提到中國快速擴大核武庫和運載工具的內容，其他段落中還有不少含蓄間接提到中國的表述。比如說，文件中談到的「戰略競爭者」和「威權行為體」等，事實上，在北約尤其是美國腦海裏，這些標籤主要指的是中國。

至於誕生於冷戰時期的北約，為什麼這時候瞄準中國，這裏面既有縱向的歷史邏輯，也有橫向的當代現實邏輯。

我們先從縱向的歷史邏輯看：

北約為冷戰而生，對於這個組織而言，沒有明確敵人就不可能產生。但是，北約想在其自身演變歷史中始終保持所謂「強大活力」，僅僅有敵人是不夠的；還需要這個敵人是足以和美國或者北約相匹敵的存在，所以冷戰期間，瞄準的是蘇聯。

雖然北約自詡為一個防務性聯盟，但產生的過程中帶有非常強的進攻特色。這種明確的進攻性尤其表現在冷戰期間北約誘導蘇聯集團內部逐漸分化，以及蘇聯自身崩潰的過程中。

隨着1991年華約解散和蘇聯解體，冷戰終於結束。當時的國際關係學者與政策領域專家學者普遍認為，北約也該在完成其使命後壽終正寢，逐漸衰退並最終瓦解。

這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或國際關係史上軍事聯盟的宿命，幾乎沒有例外。

所以，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頭10年，我們看到北約在保持自身存在的過程中很掙扎。那時候，北約失去了強大的、足以與其匹敵的對手或敵人，使命不明確，想要存在下去並且強大起來很困難。

但是，在冷戰結束後的這頭20年，北約功能定位搖擺過程中，有一支明確執着於要製造新的對手或敵人的力量，始終不斷地為北約「輸氣」打雞血。這股力量主要就是美國：一直致力於在歐洲選擇明確對手或敵人，並很巧妙地推動這個進程。

20世紀90年代，美國推動北約第一輪擴員時，就為北約重新煥發活力埋下了種子。這個種子就是大國對抗，美國始終通過製造對手或敵人的方式來使北約存在和強大起來。

冷戰結束以來，北約已經完成了5輪東擴，現在正處於第6輪擴員進程之中。這是一個以明確界定的對手或敵人來為北約「續命」的過程。毫無疑問，這個對手或敵人就是俄羅斯。

但是，在冷戰結束後頭20年中，美國始終不明確表態稱俄羅斯就是敵人或競爭對手，而是稱俄羅斯為所謂的夥伴：以夥伴之名，實施將俄羅斯塑造為對手或敵人的行動。

美國政治精英很清楚，如果90年代就把俄羅斯界定為對手或敵人的話，歐洲國家不會跟美國走的。北約內部歐洲國家佔多數，其中相當數量的歐洲成員國深知歐洲安全離開與俄羅斯的合作就根本無法保證。

因此，美國轉變北約的過程始終是緊鑼密鼓的，甚至可以說非常狡詐的，試圖在沒有對手或敵人的環境下塑造一個與北約相提並論的對手或敵人。

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我們就看得很清楚了。2013年烏克蘭危機出現，在這之前的北約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會上，美國推動北約明確了擴張的對象瞄向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的立場，這使得俄羅斯沒有其他的選擇，只能承擔起美國強加的角色，即成為北約的對手或敵人，一個讓北約不僅存在下去，還要強大起來的對手或敵人。所以說，冷戰後30年，歐洲目前的大分裂局面可以說是北約為了「續命」而被硬生生製造出來的。

以上是縱向的歷史邏輯，接下來我們再來看橫向的當代現實邏輯：

北約是美國全球戰略的一個最重要的工具。過去，北約主要聚焦於歐洲以及歐洲周邊的安全事務，將俄羅斯作為對手或敵人正是出於強化北約在歐洲安全功能的需要。但如今，隨着美國對華戰略競爭定位的落地，美國正不斷推動北約承擔全球安全功能。

俄羅斯不足以讓北約的制度範圍和活動範圍在全球延伸，所以要強化北約的全球安全功能，必須在全球範圍內框定一個能與美國及北約相匹敵的對手或敵人。

很明顯，美國現在將這個全球對手或敵人的角色扣到了中國頭上，這對各方而言都是一個悲劇。

觀察者網：這份新「戰略概念」將指導北約未來十年的發展。您認為，未來十年，中國將面臨北約的哪些挑戰？

李海東：這個「戰略概念」說得很清楚，北約未來十年有三項核心任務：威懾防禦、危機預防管理，以及合作安全。這三項任務實際上都對中國構成了很大的挑戰。

首先是威懾防禦。北約稱自己是一支「防禦性」力量，是個「核聯盟」，要在全球範圍內促進盟國軍事實力的實質性增長，也就是要讓美國和盟國都加大對軍事資源的投入，從而使美西方在全球軍事和安全領域始終佔據絕對優勢地位。

美國和盟國都在增長軍費，那麼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自然也會增長軍費。這必然導致接下來軍備競賽愈演愈烈，而軍備競賽如果不及時加以節制，那麼結局通常是戰爭，近200年來世界戰爭史對此現象揭示得非常透徹。

所以，北約在「威懾和防禦」這裏進行無節制的軍費和防務資源增強的規劃設計，會在全球安全和戰略領域帶來更為激烈的競爭，這種競爭的未來走向一定會影響到我們國家相關的安全利益。

其次是危機預防管理。1999年轟炸南聯盟時，北約也狡辯稱這是危機預防。但是從我們的角度來說，這明顯是在製造危機和災難，所以他們的用詞跟我們是不一樣的，他們習慣於用一系列話術美化自己的行為。製造危機，他們說是預防危機；加劇災難，他們說是管理危機。

需要警覺的是，冷戰結束之後，除了南聯盟之外，北約還在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等地方搞所謂的危機預防和管理，而這些行動的結局無一例外，都是讓當地變得高度混亂、災難頻發，難民大量湧現，平民大量死亡。

當北約將中國界定為「系統性的挑戰」之後，這就意味着在事關美國重要戰略利益的區域，美國一定會製造出一些議題，將其北約盟國和亞太地區盟國彙集到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的軌道上來。其中最明顯，也是最具高戰略價值的兩個議題和區域就是台灣問題和南海問題。

在美國鼓動下，北約大概率會圍繞這兩個事關中國的高戰略價值的議題和區域製造更嚴重的大危機，從而使北約資源按照美國的設想持續轉移到亞太地區，更具針對性地服務於美國對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的目標。

三是合作安全。北約自稱要在歐洲—大西洋區域構建一個包容性安全架構，但是現實中這個構建的安全架構是包容性的嗎？如果是的話，那麼俄烏不可能出現如此嚴重的衝突和對立。從客觀結局就能看出，北約所謂的「合作安全」建立在一個明確界定的對手或敵人基礎之上，並非追求綜合性的「包容」，而是在製造「大分裂」。

事實上，美國推動北約在亞太地區發揮功能的方式是北約的亞太化，就是將北約的制度架構和行動範圍延伸到亞太。

而判斷這種延伸成功與否的最重要的衡量標準就是：中國在當前加快呈現的亞太地區安全架構打造進程中是否能被持久有效和實質性地削弱和邊緣化，或者說，是否能夠把中國排擠出亞太地區美國正加速主導構建的所謂綜合性安全架構之外，就像北約過去30年中把俄羅斯徹底地隔離在歐洲安全事務之外一樣。

觀察者網：面對北約的多方面挑戰，中國可以如何反擊？

李海東：我始終認為，一定要在美國之外考慮對美外交，也就是說，不要指望着改變美國已經確定下來的所謂對華戰略競爭和對抗的既定政策，那是不可能的。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的對華戰略競爭和對抗的格局，不論我們做什麼工作，都不可能出現任何根本性改變的，這是個結構性的難題。

美國會動用手中所有的戰略資源來處理對華政策。在美國看來，最具價值的戰略資源就是其主導的聯盟體系，而這一體系最核心的聯盟就是北約，因此美國一定會把北約這一被認為最具戰略價值的資源，用到被認定的最具威脅性的戰略競爭對手或敵人身上。

那麼中國應該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能夠發力的重要方向之一就是，盡最大努力盡快與能夠爭取到的歐洲國家開展更高層次、更深幅度、更廣範圍的合作，最大限度地構建與最大多數歐洲國家間的互惠關係。這會使得美國圍繞中國在亞太地區具高戰略價值的議題或區域製造大危機時，這些歐洲國家能夠從北約內部對美國的冒險行動進行及時和強力約束。

北約目前有30個成員國，明年會增至32個。這30個成員國在涉華問題上的立場和判斷是存在很大分歧的，這也是為什麼北約內部談論中國的時候會有不同主張的原因之所在，比如說美英強調對華強硬，話語會更尖刻一些，而德法相對中性温和一些。因此，中國應抓住窗口期，築牢對歐外交這一關鍵環節，避免出現不必要的導致歐洲國家疏遠我們的話語和行動。

第二，我們必須做好底線思維，對未來保持清醒的認識，在未來10年做好北約、美國及其亞太個別盟國在中國周邊具高戰略價值的議題和區域製造大危機的應對準備。北約是通過製造危機來強化自身功能的，北約既然打算強化其在全球範圍內存在和功能，那就必然會製造更大的危機。

千萬不要以為我們擁有核武器，就不會發生戰爭，俄烏衝突的例子表明，即使擁有核武器也沒能制止戰爭。對於核武器，我們一方面要重視其戰略功能，繼續加強自己的核武力量建設，但另一方面也做好底線準備。

第三，現在的戰爭形態變化很快，我們需要始終了解並儘快適應最新型的戰爭形態，確保在任何戰爭形態下都一定能夠打贏的局面。

第四，中國要最大限度地與周邊國家和亞太地區最大多數國家發展出一個更具戰略互信度的、經濟緊密聯繫的、安全高度互信的、人文交流密織的網絡。這樣一來，美國搞「北約亞太化」或北約要在亞太地區展示其功能時，亞太地區絕大多數國家都會認為這是一股禍水，都會選擇遠離。

如果能達成這種效果的話，就意味着北約的亞太化進程因為在亞太大多數國家中不受歡迎而遭到遲滯。但遲滯並不意味着停止，美國及其個別盟國還是會繼續力推此進程。北約會利用任何危機達成此目的，沒有危機就製造危機，有了危機就擴大化危機，把小危機變成大危機，用各種方式往前推此進程。

觀察者網：這次遠在西班牙辦會的北約也把手伸到了亞太地區。日本、韓國、澳洲和新西蘭這四個亞太國家領導人首次受邀赴會。北約的這一操作傳遞出什麼信號？美國主導的北約會否按美國推動的「印太戰略」的需要，將戰略重心轉向亞太？

李海東：北約未來的戰略重心往亞太轉移是一個趨勢。最初北約是攏着西歐對抗東歐，接着是攏着東歐對抗俄羅斯，然後就會攏着歐洲國家，跟着美國在全球範圍內對抗中國。

這是一個從西歐、東歐、俄羅斯，再到全球的過程，全球階段很顯然針對的就是中國。所以，北約的全球功能的發揮集中體現在處理與中國關係上的所做所為。

北約在亞太地區的制度延伸或功能延續，是這個組織在全球範圍內「續命」的前提，這點我們要清楚，這是70餘年縱向歷史發展邏輯所揭示出來的一個必然方向。

北約的核心任務之一是「合作安全」，其中強調要與亞太地區夥伴國間建立緊密聯繫。這個夥伴國是有標準的，是以所謂共同價值觀和在此基礎之上形成的共享利益和相應機制構建為前提的。

這些條件是一層一層疊加在一起的。首先是共同價值觀，這能夠確定對方是不是能夠成為美國的真正盟國，有了共同價值觀，然後再發展共同的利益，包括經濟、政治、社會等多層面的利益，當然也包括供應鏈、基礎設施建設等要素。

那麼基礎設施建設將如何進行呢？按照美國的邏輯，需要在盟國或夥伴之間進行一系列的相互支撐推進的行動。而對盟國或夥伴之外的那些國家，尤其是中國，則需要竭盡全力加以扭曲、邊緣化和妖魔化。

因此，如果北約要加強在亞太地區的核心功能，就必須在高戰略價值的區域和議題中製造足夠大的危機，剛才我們提到了目前看存在的兩個較為明顯的這樣的區域和議題：一個是台海，一個是南海。同時北約還會在製造危機的過程中對其所謂的全球夥伴關係進行規劃加以快速推進，這一推進過程當然也會是對其他國家內部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及相應運作原則進行改造的過程。

換言之，北約亞太化的過程會是一個對亞太地區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及觀念進行綜合性西方化塑造基礎之上的利益培育和排他性機制構建的過程。

這個過程在亞太地區一定會遭到抵制或敵視，畢竟亞太地區很多國家是佛教國家或者穆斯林國家，還有較多國家在美國戰略界定中屬於「威權國家」。但是北約在美國的控制或牽引下，其行動邏輯是認定他們能夠達到其確定的那些目標。

觀察者網：在「印太戰略」中，美國一直意圖構建美日印澳為主軸的「圍堵中國」的戰線，可奇怪的是，為什麼這次印度又沒有獲邀與會，對此您有何解讀？

李海東：我們應當分層次來看。首先，印度不是美國的盟國，只是美國的所謂夥伴。美日印澳的「四方機制」是個夥伴關係，而日澳韓新和美國之間是盟國關係。

另外，印度和俄羅斯的關係很密切，而北約又是一個反俄的機制。這就意味着，印度如果與北約聯繫密切的話，就會使其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變得疏遠。毫無疑問，這不符合目前印度界定的自我利益。

第三，印度是一個新興經濟體國家，一個有着非常強烈民族自豪感的國家，一個典型的有着不結盟傳統的國家。印度世界大國地位的一個很重要的標誌就是奉行不結盟的傳統政策。如果把不結盟政策拋棄掉，那麼坦率地說，作為世界性大國地位的很重要的資本之一也就沒有了，這也不符合印度總體的外交傳統和對自我利益的界定。

所以，美國企圖以「美日印澳四方機制」主導亞太地區聯盟建設的判斷是有問題的。對美國而言，亞太地區要進行聯盟再塑造的話，主要靠的是五眼聯盟、澳英美聯盟（AUKUS）和多個雙邊聯盟。「四方安全對話」只是一個補充性的機制，不是一個主軸性機制。

（劉騫、張菁娟對本文采訪整理亦有貢獻）

本文原載於「觀察者網」，原標題為「北約為“續命”瞄準中國，我們該如何反擊？」，《香港01》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