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富仲重開領導骨幹會議　越南版常委隱而不發

到2022年3月下旬，在烏克蘭戰事引發的全球政治、經濟動盪中，按部就班進入兩會節奏的越南已成為一處相對平靜的角落。到22日，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正繼續率領越共中央工作代表團展開巡訪。

就在這種一切正常運轉的節奏中，外界其實也可以發現一些不同以往的信號。譬如在3月10日，隨着阮富仲自2019年5月14日後第二次召集「領導骨幹」，舉行高層決策會議，一種不成文的越南版「常委」機制似乎也已逐步確立。

根據越南官方訊息顯示，這場由阮富仲主持召開的會議有越南國家主席阮春福、政府總理范明正、國會主席王廷惠、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武文賞四人與會，另有總書記助理、總書記辦公廳負責人陶德全參與。

此次會議旨在討論2022年前兩個月越南突出問題、國際局勢做出評估以及討論未來核心任務。相對於會議決策，參會人員的構成及越南高層決策層的形成更為明顯。

在越南，「領導骨幹」這一專有稱呼是不多見的，召開相關會議的記載截至目前也僅有兩次。該機制和越共近年來趨向於集體領導配合高層核心的現狀有很大關係。它業已成為越南「阮富仲同志為首的越南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一部分，並成為越南實際上的最高領導、決策機構，只不過河內並未就此建立成文制度。

越南黨和國家的「領導骨幹」稱呼初見於2019年5月14日，當時曾兼任越南國家主席的阮富仲召集時任越南政府總理的阮春福、時任國會主席的阮氏金銀、時任越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的陳國旺、及時任越共中央辦公廳主任阮文年四人參會。與會人員當時介紹了「越共中央辦公廳、國會辦公廳、國家主席辦公廳和政府辦公廳」四大重要機構的動向，並強調對「今後核心工作達成高度共識」。

不可否認，在2022年前，2019年5月的這次會議可能尚未形成制度：它的召開與當時越共首腦阮富仲的健康狀況有一定關係。但阮富仲的健康問題並不會輕易影響到河內的政治秩序，更不用說阮富仲也安排越共中央辦公廳「主動與各職能機構緊密配合」，進而為「領導骨幹」提供參謀和安排工作，以確保各項活動得以高效運轉。它意味着這種「確保領導管理工作獲得最大效果與效力」的行為方式在越南將呈現相當的持續性和制度性。

到2021年1月中旬，隨着越共十二大第十五次會議基本敲定「領導骨幹」人事職稱，將其置於「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以及國會、政府領導人」之上，「總書記、國家主席」之下時，這個名詞的再度出現意味着河內確定了最高領導決策層的定位。它宣告了越南政治結構正式從黨、政府、國會等機構的「四架馬車」轉向一種高層決策的「常委」模式。河內的政治環境已無可能出現「四駕馬車」、「四根支柱」之類的反覆。這種局面在2021年5月，阮春福向北京談及「阮富仲同志為首」之後更為明顯。

很快，「領導骨幹」便開始出現在越南黨和政府的重大決策中。也就在2021年8月24日，即河內方面決定軍管胡志明市防疫工作之際，阮富仲已與「領導骨幹」一同主持會議。阮春福、范明正、王廷惠、武文賞四人即陪同阮富仲聽取越南公安部、衛生部報告。這一安排也明確展示了河內的高層分工。

事實上，越共比照中共構建頂層設計的領域絕非確立常委機制一項。由於阮富仲是研究中共黨務起家的官員，這使得越共在其領導階段吸收並學習了更多來自中共高層的細節。

這其中更具代表性的莫過於越方比照中共建立，統管經濟體制、生態文明、文化體制、社會體制在內的全面改革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委員會」，在2017年責成阮春福、王廷惠會同越南計劃投資部建立「經濟結構重組國家指導委員會」，由此統管工貿部、農村部、經濟部、科技部等15個部級單位，涵蓋了越南主要政府部門，還包括了河內、胡志明市、峴港三個直轄市。隨着阮、王二人繼續在越南黨和政府中繼續擔任領導職務，在越共於2021年最終喊出「全面深化改革」口號後，中共頂層設計對越共的影響亦將延續相當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