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危機邊緣的華盛頓不忘對華極限施壓

2月10日，美國勞工統計局公布數據，稱該國2022年1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較2021年上漲7.5%，這是自1982年3月以來的最高水平，高於預期值7.3%，同時也高於2021年12月的7.0%。

面對該數據連續九個月達到或高於5%的局面， 美國聯儲局在2月11日宣布將於14日舉行緊急會議，計劃提前加息，遏制美國通貨膨脹。全球財經界人士雖然在2021年12月前後對此有所預期，認定美國或將在3月加息，但這一提前行動，還是超出了外界的預估。

包括阿根廷、土耳其在內的大批新興市場國家開始做出防衝擊準備，以應對美國可能的收割。當各方正做出準備，應對事態變化時，危機中的華盛頓又冒出了對中國極限施壓的勢頭。

也就在2月9日前後，美國商會國際事務負責人布利特（Myron Brilliant）在接受採訪時已披露，稱拜登（Joe Biden）當局對2021年度的中美貿易額有所不快，並以2021年中美兩國貿易實績為標準，指責中方沒有完成兩年內從美國增加採購和進口2,000億美元產品和服務（其中商品1,621億美元）的承諾，由此威脅「對中國關稅展開新調查」，並要求歐洲大國與之協調行動，「向中國展現出統一戰線」。

2月9日的威脅僅僅只是美國近期對華手段的一部分，在7日，美國商務部還把涉生物、激光、光電、半導體、精密器械等領域的將33家中國實體列入其「未經核實清單」（Unverified List）。

這一清單由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局制定，該機構一俟稱「無法判定」參與交易的外國實體是否「善意」（bona fide）、出口物品是否合規，便會將鎖定機構列入黑名單，使之無法購買美國產品或含美國技術的產品。路透社、BBC等媒體即懷疑美方此舉與中美貿易額不能滿足華盛頓意圖有關。

但中美貿易額問題終究不能靠施壓解決，就現象而言，中美貿易額在2021年的狀況與美國遭遇「貨運碼頭擁堵」的困境有很大關係。以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赫夫鮑爾（Gary Hufbauer）為代表的一些學者指出，美國的問題並非缺貨：與2019年新冠大流行前的同期相比，2021年前八個月從亞洲運往美國的貨物甚至增加了約25%。這種局面與美國缺少勞動力有很大關係。是新冠疫情造成了美國勞動力的持續短缺。它嚴重影響了中國相關產品的輸入及輸出速度。

美國可能已經發現，隨着中國對新冠疫情的有效控制，以及中國之外的世界各新興市場國家因疫情導致工廠歇業，全球購買了更多中國製造的傢俱、消費電子產品和其他商品。不斷擴大的對華貿易逆差讓美國經濟指標隨之失色，華盛頓也在疫情的壓力下被動撿起了製造政治摩擦的藉口。

華盛頓早就意識到「控制疫情是抑制通貨膨脹的關鍵」，「如果疫情得到很好的控制，那麼原油、汽車等日常必需品價格飆升的勢頭將在2022年下半年減弱」。但美國新冠疫情的發展並不因主觀意志而變化。到2022年，隨着美國疫情再次失控，聯儲局已不得不加息。以便遏制兩年來失控的通貨膨脹局面。隨之而起的通貨膨脹「超級周期」也將難以迴避。

到2022年，在Omicron變種的影響下，這一趨勢還在加劇，聯儲局1月發布的美國全國經濟形勢調查報告顯示，美國很多地區經濟增長繼續受到供應鏈受阻和勞動力短缺限制。報告稱，美國多地對勞動力需求仍然強勁，空缺職位有所增加。根據美國勞工部的統計數據，截至去年11月，美國勞動力市場的空缺職位數已連續6個月超過1,000萬。這種勞動力進一步短缺的局面又促使美國重演了20世紀80年代時的「工資推進通貨膨脹」的困境。而這一點更是難解的。

有研究認為，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走出這一危機與中國勞動力的介入有關。從1990年至2007年間，中國勞動人口占比從65.8%上升至73%，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數量增長超過了2億人，這種局面促成了當時美國經濟的轉型，使資本活力得到釋放，在電子、訊息技術等對能源依賴度較低、且高附加值、高成長的行業中形成有效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

而今，同樣需要大量勞動力以釋放自身資本活力，在類似產業中形成有效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點中國恐怕不太可能繼續為美國扮演這種拯救者的角色。當美國為主導的西方世界將因此進入經濟增速放緩、通貨膨脹抬升的「滯脹」環境之中時，危機中的華盛頓或許會在理智尚存之際，於加息、施壓之外盡力控制疫情，使局勢免於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