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紅樓背後的「辛亥革命與香港」
立法會議員朱凱廸昨日（16日）收到革命遺址紅樓的住客求助，指收到新業主的遷出通知，擔心遺址將被清拆，而紅樓部分圍牆及一些樹木也已被移除。官方一直以紅樓興建年分存疑，與革命活動的直接關係也難以證實為由，僅將紅樓列為一級歷史建築。早於2011年，已有專家、市民借辛亥革命100周年，要求「翻案」，並把紅樓「升呢」為法定古蹟。當時已有聲音憂慮，若不升級為法定古蹟，紅樓或有被拆之虞，今日很可能不幸言中。
紅樓的歷史意義，呂器在〈辛亥革命與香港青山紅樓〉一文中說得相當詳盡：
青山紅樓是當年香港『革命富人』李紀堂所辦農場的管理事務所。李紀堂在惠州三洲田起義失敗之後，擇此地舉辦農場，完全直接得自孫中山之授意。孫中山認為該處叢林茂密，人蹟罕至，易於掩人耳目，既足為秘密策劃之根據地，又足為黨人之逃逋藪。1907年潮州黃崗與惠州七女湖兩役失敗後，起義者皆逃匿其間，得保安全；其他諸役之亡命同志，落腳於此，得以避清吏之通緝者亦繁有其人。1943年李紀堂病逝於重慶，馮自由挽聯中有句『多少困窮亡命客，望門投止等歸鄉』，即指此也。當年農場並秘密設有軍械庫、炸藥庫、糧餉倉，茂林修竹之間，還辟有為黨人練習射擊的靶場。汪精衛、黃復生、劉忠復、喻培倫諸人組織暗殺團，欲暗殺清吏，恆在場內作秘密爆炸試驗。遵孫中山之囑咐，每有同志到此，李紀堂皆供應一切，熱情招待。每逢爆炸試驗，李紀堂親自駕駛小火輪，為同志『望風』，以防不測。辛亥黃花崗起義前，黃興曾駐紅樓，策劃軍事。起義人員之集合、組織、接待、軍械、餉糈之籌劃運濟，方略之執行，通訊之聯繫，莫不與青山紅樓攸關。
呂器的意見，建基於史學大師羅香林《國父在香港之歷史遺蹟》及馮自由《革命逸史》的考證。據這些說法，香港與廣義辛亥革命淵源極深，而紅樓在其中佔有關鍵位置。
說到「廣義辛亥革命」，自有狹義。狹義的辛亥革命，時間上只指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到1912年元旦國父孫中山先生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間兩個多月的事。雖說是狹義，卻是史學界慣常使用的定義，西方史學界也習常用1911 Revolution或者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稱呼辛亥革命。順帶一提，「辛亥革命」這名詞來源、由誰人首先提出，現時已難以考實。
若據狹義「辛亥革命」，的確與香港沒有太大關連，可能面臨清拆的青山紅樓，更稱不上「辛亥革命重要遺址」。事實上，整個廣東地區參與辛亥革命的程度也不深，最重要的事情發生在廣東諮議局內。晚清預備立憲，廣東也在1909年設立諮議局（選民人數只佔全省人口不足0.5%）。辛亥革命期間，廣東諮議局召開滿漢八旗及紳商各界大會，討論廣東獨立。最後，廣東諮議局在11月9日宣布脫離滿清政府，成立都督府，以和平方式推翻滿清在粵統治。
但廣義的辛亥革命，時間上卻比狹義的長得多，香港與紅樓在當中的價值也更高。美籍華人史學家唐德剛就曾指出狹義辛亥革命的不合理：
蓋「革命」究與突發的「政變」不同，它是長期醞成的結果。只見其果，不明其因，是會引起誤解的。至於廣義的用法，似乎就應該包括辛亥革命的背景和它立竿見影的後果了。
要說到「長期醞成」，當中核心人物當然須數到國父孫中山先生。孫先生在1878年5月2日隨母赴港，前往檀香山，17歲再經香港返鄉。與大部分看過香港與外國異於國內的物質文明的人（例如康有為）一樣，孫中山眼界大開，更立誓「必使我國人人皆免苦難，皆享福樂而後快」。除了旅途中轉站，香港更是孫中山先生的革命起始點。孫先生在1883年11月來港升學，先後就讀於拔萃書室（現拔萃男書院）、中央書院（現皇仁書院）及香港西醫書院（今李嘉誠醫學院）。除了求學，孫先生更以香港為基地，策劃了乙末廣州等六次起義。
當時興中會、同盟會人策劃革命，也是走「實事求是」、「循序漸進」路線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但也不是盲目亂衝、白白浪費有用之身。所以，革命黨人策劃起義，同時也規劃逃脫路線。香港在當時是英屬殖民地，便利革命義士逃亡，地處珠江口的屯門青山，更是「近水樓台」，成為革命黨人重要的根據、退守地之一。
事實上，香港策動革命的起點，實更早於孫中山在港設立興中會總部。興中會的前身「輔仁文社」，其實早在1890年已在香港設立。創立「輔仁文社」的，正是張學友在《十月圍城》中飾演、被清廷暗殺的楊衢雲。中西區區議會曾將與晚清革命相關的15個地點，組成一條「孫中山史跡徑」──只可惜，近年已有市民發現文物徑處處垃圾，多個紀念牌也被垃圾及雜物遮蓋，遊客已難從文物徑認識革命黨人事蹟。另一介紹革命活動的重要景點──孫中山紀念館的年均入場人數也只有六萬人左右，並不理想。
香港與晚清革命的關係極深，只是港府一直未有重視。這一點在殖民地時期，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現時香港已然回歸，這些對保留民族回憶至為關鍵的遺趾，不是欠缺適當保育甚至面臨被清拆的危機，就是與垃圾為伍，當中反映的政府與社會輕視歷史的問題，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