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薩克「雙頭政治」背後的強人困局｜專家有話說

從新年伊始因液化石油氣價格上漲問題爆發嚴重抗議活動，到總統託卡耶夫宣佈集安組織維和部隊於13日開始撤離，哈薩克的騷亂事件在短短不到兩周時間裏，經歷了過山車式的起落。對於這起很快蔓延至全國的嚴重騷亂，哈薩克官方先後給出了「一場未遂的政變」和恐怖襲擊的定性，而俄羅斯和中國在內的一些與哈薩克保持密切關係的國家將其定性為一場外部勢力策動的顏色革命，不管結論為何，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求變、待變的哈薩克將經由這次騷亂迎來新的變局與時代。

新的變局與時代最突出地表現在老總統納扎爾巴耶夫的徹底出局，與新總統託卡耶夫的真正掌權。哈薩克騷亂發生後，《香港01》就此話題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趙會榮教授。在趙會榮看來，這次騷亂之後，納扎爾巴耶夫的時代徹底結束了。「在騷亂發生之前，哈薩克實際上是雙頭政治。名義上，託卡耶夫擔任總統，但很多權力他並不掌握。納扎爾巴耶夫雖然在2019年辭去了總統職務，但是他退而不休，不僅依然擔任着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的職務，而且在哈薩克內部擁有絕對的權威和影響力。」

這樣的「雙頭政治」，在這場突如其來騷亂的倒逼下正在解體，託卡耶夫也充分利用了這一時機。首先，他解除了81歲的納扎爾巴耶夫的安全委員會主席職務，由自己出任，避免再出現孤立無援只能求助於集安組織的不得已局面；其次，前情報機構領導人、納扎爾巴耶夫的親密盟友卡里姆·馬西莫夫被指涉嫌叛國罪被捕，同時他的兩名副手也被免職；此外，託卡耶夫還解散了納扎爾巴耶夫親自挑選的內閣，並將騷亂歸咎於部長們。

「託卡耶夫應該說是哈薩克政界的一個老臣，很有思想也有不少著作，納扎爾巴耶夫之所以把總統職務交給他，也是非常信任他，也想實現政權和平穩定的交接。但從這件事情來看，他們兩人之間是有很大分歧和矛盾的，這種分歧和矛盾在託卡耶夫擔任總統之後逐漸暴露出來，他對於過去納扎爾巴耶夫的治理模式和利益安排方式有自己的看法，他也提出來要做傾聽型的政府，要加強政府與民眾之間的聯繫，但雙頭政治之下又不允許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這就產生了矛盾。」趙會榮坦言，「託卡耶夫首先要實現權力體系的更新，下一步則要推動改革的舉措，進而彌合社會分歧，特別是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分歧，一定程度上化解社會對政府的不滿。」

談到權力體系的更新，尤其是需要藉由一場嚴重騷亂和政變來完成權力交接，就不得不讓人聯想到哈薩克成為獨聯體國家之前所在的蘇聯。蘇聯解體前，每一次的政治交接都充滿了血雨腥風的政治鬥爭。曾兩度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會議講師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原所長房寧此前在接受《香港01》專訪時表示，「蘇聯解體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結果，但直接的、主要的，抑或說，最重要的原因是蘇聯政治繼承出了大問題……從列寧逝世後蘇聯的第一次政治權力交接就出現了災難性局面，此後近70年裏這個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好。在最後一次政治交接中再次出現災難性局面，加之其他因素最終導致了政權和國家的覆亡。」

權力體系更新之後，哈薩克面臨的迫切問題是如何推動改革，這次騷亂暴露出的內部問題除了雙頭政治之外，關鍵還是經濟民生領域的矛盾積累、激化到了不得不發的程度。趙會榮在談到導致這次騷亂的內因時，特別提到了哈薩克的利益分配體系，具體來說，「哈薩克形成了一種總統家族及其部族為核心的同心圓形狀的利益分配體系，這個國家大量的財富集中在總統家族，以及和他親近的利益集團部族手中，這樣的利益分配方式導致地域發展不平衡矛盾非常突出，貧富分化也非常嚴重，這就引起了民眾的不滿。」

不過，雖然民眾的憤怒和不滿指向了納扎爾巴耶夫家族，進一步改革亦需要藉助於權力體系的更新走出納扎爾巴耶夫的陰霾，但託卡耶夫依然採取了「統籌兼顧」的做法，而非徹底否定前任。「不能因為這次的騷亂就完全否定納扎爾巴耶夫的成績」，趙會榮就此補充道，「1991年獨立以來，納扎爾巴耶夫長期被認為是一個領袖式的人物，不光是民意上的民族領袖，也是一個被認可的領袖，他在擔任總統期間，還是做了很多值得肯定的事情。整個30年，哈薩克都是中亞國家中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的佼佼者，在國內解決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建立強有力的垂直權力體系，培養年輕幹部，對外搞平衡外交，與各方的關係都處理得不錯。」

基於此，託卡耶夫推動哈薩克由亂到治，「不會是非黑即白，非常顛覆式的，應該是逐步的，循序漸進去推進。因為改革就意味着打破過去的利益分配，會觸及到利益集團的利益，這對執政者來說會有很大的風險。所以雖然託卡耶夫會改革，但不會完全顛覆以前的政策，而是會有一定的繼承性。」

不過，雖然託卡耶夫展現出了很高的政治智慧，哈薩克騷亂也得以很快平息，但經由這次事件，也讓外界再一次開始反思「強人政治」的困境。《紐約時報》10日刊發題為《哈薩克騷亂背後的「強人困境」》的文章，其中寫道，「納扎爾巴耶夫對自己的離任進行了精心安排，表現出他對歷史教訓的極其重視……他的離任似乎並非哈薩克抗議活動的導火索。但騷亂的出現、政府無法維持服務及其混亂的應對辦法，都是分裂而失序的官僚機構的典型特徵，強人的離開往往就會導致這樣的動搖。專家們強調，這一教訓並非意味着強人能帶來穩定。恰恰相反：他們的統治手段侵蝕了政府治理的基礎，讓他們自己變得不可或缺，代價是留下了一個幾乎沒有治理能力、但卻隨時可能內鬥的政治體制。」

對於「強人政治」的困境問題，趙會榮坦言，長期的集權統治會讓人們形成一種觀念，認為國家有一個強人來統治有利於穩定，特別是像哈薩克是一個遊牧民族，宗教影響和部落文化是很強的，人們習慣有一個強人去領導國家，認為一個英明的、受認可的權威是比較好的，所以強人政治的存在有一定客觀原因。「但對強人政治來說，政權交接確實是一個重大的挑戰。在整個歐亞地區，大部分國家都存在着家族承襲的現象，中亞尤其嚴重，比如阿塞拜疆就是非常典型的子承父業，土庫曼和塔吉克兩個老總統都希望兒子來擔任總統。這樣的世襲制是權力體系以外的人越來越反對的。」

但趙會榮同時強調，在中亞地區國家，完全否定強人政治也不行，雖然人們的觀念在變化，但這是一個長期緩慢的過程。「在民主政治的條件還不成熟的情況下，如果現在完全推翻強人政治搞議會制，有很大的風險，很可能像烏克蘭和吉爾吉斯一樣，政黨淪為政治勢力鬥爭的工具，國內一盤散沙。強人政治也好，民主政治也好，本質上都是實現提升民眾福祉的方式和工具，需要根據國情選擇。如果強人政治走向世襲，演變為獲取利益的工具，導致嚴重的貧富分化還有腐敗問題，老百姓就會不滿，現在包括哈薩克在內的很多中亞國家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但怎麼改革確實困難，需要不斷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