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政16年告別政治　默克爾留下了什麼？

1998年，當時因其東德與女性背景被同黨嘲為「擠牛奶的鄉下妹」（milkmaid）的默克爾，正在基民盟（CDU）黨內扶搖直上，同年被委任為黨秘書長。當年尚不足45歲的默克爾就已經想到自己退出政壇的一天。她說：「有一天，我想找到離開政治的正確途徑，這比我原本想像中的困難得多，我不想成為一艘半死的破船。」

翌年，這位「擠牛奶的鄉下妹」向作為其政治導師、見證東西德統一的德國任期最長總理科爾（Helmut Kohl）揮刀，投書力批身陷選舉經費醜聞的戈爾，指基民盟的未來已不在後者手上。後來被科爾稱為「殺手」的默克爾，可算是親身見證並實踐過政治的殘酷。

廿多年後，這位德國史上任期第二長的總理終於要退出政壇。雖然人們對默克爾的評價經常在「穩定管治」與「欠缺變革」的銀幣兩面翻來覆去，但沒有人會否認的是，默克爾已找到了離開政治的正確途徑，在民望至少過半甚至高達七成的背景下光榮退身。

被危機定義的總理

回顧默克爾的16年管治，其執政幾乎是被一波接一波的危機所定義，從歐債危機、難民危機、英國脫歐、特朗普上台，到新冠疫情，種種大變局下的歐洲也可以看到默克爾的影子。事實上，在卸任前的最後一次記者會，默克爾也正忙着宣布德國新的抗疫管制。

正如其廢核等國內政策一般，默克爾的危機處理可算是毀譽參半。她拯救了歐元區，但其施諸他國的緊縮政策卻撕裂了歐洲各國民心；她以歡迎難民政策展示了歐盟的人道精神，卻引發反移民的極右勢力興起；她保證了英國之後無脫歐，卻不能在公關上幫助時任英國首相卡梅倫擋下英國的脫歐民粹；她在特朗普主政美國之下穩住了跨大西洋關係，卻未能趁機助力歐洲走上自主之路；而在疫情的大變局中，她留下的德國也正面對歐洲其中一個最大的疫情升漲。

不過，毀與譽是易事，如果論者誠心自問，也許沒有人敢肯定的說在種種危機之下他們能比默克爾做得更好。

而疫情的變局，除了是抗疫的即時挑戰之外，也加速顯現了原本就存在的世局之變。

疫情突顯的三種變局

在世界大勢的層面，中美之間的此長彼消，在雙方的抗疫成績對比之中尤為明顯。隨着特朗普正式將中美對立明確化和常態化，歐美政壇和知識圈子已以不同的手法將中國興起帶來的挑戰提升至意識形態的層面，而人們也愈發留意到這個挑戰背後的物質基礎，於是就有歐盟正式將中國描述為「系統性對手」、過去圖利於對華出口的歐洲廠商開始擔心華企競爭的趨向。如何在中美之間站位，就成為了德國以至歐洲在國際政治上的首重議題。

在歐盟的層面，疫情帶來了歐債危機以來所未見的歐盟整合動力。疫情之初各國互相封關之亂突顯出歐盟整體政策的重要；各國之間的醫療互助也見證了同盟團結的精神，最終體現在歐盟無分貧富集體採購疫苗的協議之中；而歐盟在疫情中共同舉債，變相由富國資助窮國發展的創舉，也一度被視為歐盟財政整合的關鍵一步。問題是，疫情之危的確為歐盟的未來帶來了轉機，但歐盟會否像過去十年一般只將危險勉強消解，卻讓機會白白流走？

在德國國內的層面，疫情也為在產業和政府管治上尚處於20世紀的德國敲響了新一波警號。政府部門以傳真機溝通疫情數據；在家工作的人們發覺網絡緩慢不堪；在疫情之下建成的柏林新機場也讓人驚覺這個為柏林圍牆倒下而建的機場，卻在重重失效官僚主義之中，竟歷近30年的籌劃和興建才在嚴重超支和延遲之下完工。於是，自2009年修憲以來的「黑色零字」（Schwarze Null）政府負債上限，愈發被視為德國未來發展的阻礙。如何為德國投資未來，已成為德國管治者的最大挑戰。

過去與未來的轉折點

雖然默克爾的平實、理性和穩定切合了德國選舉之所好，其長久以來的能幹執政也能給予德國人民信心，但無論是在世界大勢、歐盟，還是德國國內的種種挑戰之中，默克爾所代表的無疑是一個源自過去的德國，已未必能切合新的時代。

對於中國，默克爾的政策思想一直沒有離開「以貿易帶來改變」（wandel durch handel），即是在英語世界的話語體系中所謂的「接觸政策」（engagement policy）。

如今，這套思想很明顯已不切合現實。一方面，貿易本身的物質基礎沒有在精神層面將中國推向西方，反而愈發突顯出「中國性」；另一方面，這種預想中的「改變」所隱含着的是一套後冷戰時代初期的歷史決定論，即歐美式的自由民主主義將是各國發展的必然終點，如今這也早被視為虛想。

要應對這個變局，接受、抵制和制度性競爭是可互相重疊的不同出路。但傾向保守主義和重視商業利益的默克爾卻沒有為此提出一個答案，只固守「以貿易帶來改變」的原則繼續維持能對德國帶來實利的現狀。要如何面對中國興起、適應中美對立之勢，將是她為其繼任者留下的第一項挑戰。

對於歐盟的前路，默克爾沒有像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一般把握特朗普執政帶來的危機而提出「歐洲主權」的宏圖，而只是隨着個別問題的出現而提供即時性的緩解方案。

例如在難民危機之中，默克爾着力要求各國分擔至今未果，卻主導了對鄰近國家以援助換取阻擋難民的暫時性措施，並加大歐盟邊境警備隊的規模。對於馬克龍「歐洲軍隊」的雄心，默克爾只給予了言詞上的支持。就連疫情之下被各國催逼而生的歐盟共同舉債，在默克爾的角度看來，也只是一次性的舉措，而非像美國聯邦化各州債務的「漢密爾頓時刻」（Hamilton moment）。

如今，歐盟正處於財政規制改革、應對氣候變化、捍衛歐洲價值等大辯論之中。默克爾給其繼任者留下的，就是這些一個又一個的大哉問。

對於德國內政，默克爾雖有重大的政策遺產，卻沒有明顯的政策方向。諸如廢核承諾全然是出於福島核電事故的影響；全國最低工資是出於執政盟黨的要求；同性婚姻合法化只在其向中線靠攏的政治考慮之下通過（默克爾本人投票反對）。對於疫情透視出來的種種落後情況，默克爾並沒有預先籌劃革新。

於是，「求變」就變成了後默克爾時代的政治主題，無論是基民盟本身的競選宣傳，還是如今「社民黨-綠黨-自民黨」聯盟政府「敢於達成更大進展」（Mehr Fortschritt wagen）、「現代化德國」的政綱，也呼應了這一個主題。默克爾留下給他們的，是如何將德國在20世紀的成就帶進21世紀新時代的重任。

默克爾本人，當然明白到中美國際大局的挑戰、歐盟前路的大哉問，以至德國內部的革新，是任何德國執政者也不能不面對的議題。但她也明白到，她所代表的漸進主義、務實、穩定管治雖然曾幫助德國和歐洲渡過了過去十年的種種危機，卻不是應對這些議題所需求的領袖素質，因此只能留待後來者解決。

有歐美政圈人士就指，默克爾本來在2017年的大選中已有意引退，卻遇上美國特朗普當選總統的跨大西洋政治動盪，才使她自覺有責任再留任一屆，以應付其當時已預見的世局不穩。

此刻，年屆67歲的默克爾在政治上尚是一艘穩健的護衛艦，經歷16年的政治波瀾，雖然談不上絲毫無損，卻比起世界多國的領袖堅實得多。此刻的引退，可算是符合了廿多年前她本人給予自己的政治期許。同一時間，正當德國站在這個過去與未來的轉折點，代表着保守與穩定的她也的確到了要將船舵交予後來者的適當時機。

一個偉大的政治人物，不一定是個救世主，知道自己的能力與局限，並懂行利用和面對自己的能力與局限，也許是默克爾之所以到政治生涯終結仍能屹立不倒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