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立陶宛推向抗華前線　北京需留心華盛頓手段

中國外交部於11月21日發表最新聲明，宣布將中國與立陶宛之間的外交關係降為代辦級，以此作為立陶宛設立「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的懲罰。

當華文媒體津津樂道於「外交降級後對立陶宛的影響」、「不排除斷交可能」、「歐盟如何應對」時，外界應該考慮另一種可能：或許立陶宛的歷史使命，只是向世界展示中國的紅線。把立陶宛推向反華前線的華盛頓才是中國需要長期重點關注的角色。華盛頓推動棋子向前的進程也同樣值得注意。

立陶宛的豹變

環顧近兩年的立陶宛，該國幾乎是以豹變姿態展開其反華進程的，刺激立陶宛發生激烈變化的莫過於美國的施加的影響。

在立陶宛前總統格里包斯凱特（Dalia Grybauskaite）任內，該國不僅稱中國為「戰略伙伴」，還對「一帶一路」表現出極大興趣。在雙方首腦積極接觸下，北京用「我們可以用1%的市場去消化他們100%的存量」接受立陶宛牛肉輸華，中國同期亦成為立陶宛激光公司的第三大出口市場。中國華為公司也把波羅的海分公司的總部搬到了立陶宛首都。

在格里包斯凱特2018年訪華並參加第一屆「進博會」後，隨着中國資本計劃投資該國克萊佩達（即梅梅爾）港，中歐班列也開行至該國。自2015年始，中、立兩國貿易額迅速增長，從13.51億美元到21.35億美元，五年增幅超過82%。到2020年，兩國經貿額在新冠疫情影響下不降反增，約為22.9億美元。

但立陶宛的「對華友好」很快就因為美國的影響而逐漸蕩然無存。從2018年12月開始，隨着當時的特朗普（Donald Trump）當局開始在歐洲熱炒華為產品的「訊息安全」問題，立陶宛傳統大黨「祖國聯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黨」即呼籲該國應「放棄華為產品」。

到2020年，隨着此前代表進出口企業利益的立陶宛綠黨和農民聯盟敗選，「祖國聯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黨」成為執政黨，新確立的立陶宛當局加速了與美國亦步亦趨的進程。在特朗普時期委任、拜登（Joe Biden）時期留任的吉爾克里斯特（Robert Gilchrist）大使影響下，立陶宛當局開始「考慮來自中國的威脅」。很快，該國就從2020年11月宣布拒絕和華為公司的一切合作，到2021年2月至5月，該國又因為美國掀起的新疆問題，宣布退出中東歐「17+1」合作機制，並在8月擴大事態。

極端化的理由

立陶宛在美國影響下的行動有極端的一面，這是其特殊國情決定的。該國作為中東歐蘇東劇變國家，從「獨立」之初就受到美國而非歐盟的直接影響。其首任國家元首蘭茨貝吉斯(Vytautas Landsbergis）直接確定了該國親美反俄、「捍衛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外交基調。

立陶宛的國防安全也高度依賴美國為首的北約。這使得立陶宛在外交、軍事、情報等領域比起受歐盟節制，其受美國影響的程度更高。相比之下，中國在立陶宛的經濟生活中佔據的地位也相當邊緣：中國位列立陶宛出口市場的第22位，佔出口總額的0.93%，進口來源國的第10位，佔進口總額的2.91%。這使得中國也難以依靠經濟手段說服該國精英。

於是，立陶宛的唯美國是從也變得可以理解，當華盛頓從特朗普到拜登時期先後加強對華立場，該國便會理所當然地亦步亦趨，在美國掀起風潮時拿起武器，借「反俄」「反華」等操作吸引國際關注，以換取美國支持。俄羅斯《觀點報》等媒體因此尖刻地認為，立陶宛正在扮演美國「狩獵中國龍」的誘餌，它的作用只是向外界展示中國對觸犯紅線的小國會採取何等手段。

但立陶宛的行為仍具備一種共性：它意味着任何承受着拜登政府和美國盟友越來越大的壓力，被要求減少甚至終止與中國的合作的國家，大都有可能在發生政治變動，如大選改選後出現近乎於立陶宛的「反華行動」。歐洲尤其是中東歐其他國家多少都存在類似潛質，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剛剛完成大選的捷克：布拉格當局即已在2020年1月與台北交好，2021年10月勝選的中右翼政治聯盟「一起聯合」（SPOLU）同樣以「親台」着稱。

但考慮到歐洲的其他歐盟國家很少有像立陶宛一樣立場先於經濟、意識形態高於實際利益，在歐洲諸國即將迎接物資短缺、燃料短缺且新冠肆虐的冬季時，或許北京仍有憑藉供應能力確保歐洲主要大國不會因美國而轉寰的底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