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拜會的最大看點

11月16日早上香港時間8時45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與美國總統拜登舉行視頻會議。儘管中美對於彼此都有不少期待，例如美方希望中國穩定供應鏈以抑制通貨膨脹，中國無疑希望美國能緩和特朗普時代的對華政策亂象，但對於弱勢的拜登政府能否實施則持疑問態度。在這種不確定的氛圍之中，外界普遍對峰會實質成果不抱高期待。

在這種背景下，就具體議題交換意見就或許並非重點，例如外媒普遍認為兩人或會討論貿易戰、台灣、核武庫等議題，但更值得關注的是雙方會否在理論方面對未來中美關係發展提出新的論述。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1月15日就指，習近平將與拜登將探討新時期中美作為世界大國的相互尊重、和平共處之道，推動中美關係重回健康穩定發展正確軌道。這就令人好奇，中方會否提出類似「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等外交構想，拜登又將如何接招。

「新型大國關係」始末

在2012年至2016年，中方一直以「新型大國關係」去定義中美關係，以回應金融危機之後美媒甚囂塵上的G2理念，以及奧巴馬政府2011年正式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

恰巧的是，當時正是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2012年2月出訪美國，與時任美國副總統拜登共進午餐時，首次提出「新型大國關係」的外交構想。此後在2013年6月，習近平當選國家主席後首次訪美，向奧巴馬進一步闡釋「新型大國關係」的14字核心內涵，即「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

美方雖然對此論述並未正式接受，但也偶爾做出一定正面回應，例如奧巴馬當時表示願與中國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同年9月，奧巴馬在俄羅斯G20峰會期間對習近平表示，美中同意致力於建立基於務實合作、建設性處理分歧的大國關係新模式。這一概念也就此成為奧巴馬餘下任期中美交往的關鍵詞，在習奧2014年瀛台夜话、2015年白宮秋敘、2016年西湖漫談等重要場合頻頻提起。

事實上，直至特朗普2017年上任後的第一年，兩國關係也大體遵循了這一路線。不過，自他當年年底指中俄為「戰略競爭對手」以及「修正主義強權」，並在2018年5月發動貿易戰後，兩國關係就急轉直下，中國明白與特朗普政府進行這類對話再無意義，「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一詞也就此淡出公眾視野。

「競合抗」三分法只留合作？

等到拜登今年上任後，他遵循了美國業已成為主流的對華強硬路線，稱中國為「最嚴峻的競爭者」，並將本世紀中美之爭定性為「威權vs民主」之爭，保留了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

不過，以布林肯、沙利文、坎貝爾等人為代表，本屆美國政府也具有強烈的理論班底色彩，且意識到最緊迫的問題在於修復內政，其對於氣候問題的強調也使得中美擁有亟需合作的理由。同時隨着美國通脹問題和供應鏈危機越發嚴重，成為拜登政府在明年中期選舉的致命傷，修復美中關係，又或是至少令兩國關係不至於過多影響自己的商貿及選舉政治基本盤，便越發成為白宮的一大要務。

與此同時，在過去一年，中國不斷拒絕拜登政府對於中美關係的定義。例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曾形容中美「在應該競爭的時候競爭，在可以合作的時候合作，在必須對抗的時候對抗」。中方則多次強烈反駁這種「競合抗」三分法，外交部副部長謝峰 7月同美國副國務卿舍曼（Wendy Sherman）會談時就指出，這種三分法是打壓遏制中國的障眼法。此後9月，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再次提醒訪華的美國氣候特使克里（John Kerry），「中美氣候變化合作不可能脫離中美關係的大環境」。

兩國需尋得新的雙邊關係論述

雖然目前中國尚未提出一個諸如「新型大國關係」的倡議，但從近來風向來看，中方明顯希望為兩國關係尋得一個新的論述，並以此構建中美對對方的認知，為兩國尋得「競爭的底線」與「合作的基礎」。

修身齊家之前首先需要正心誠意，而正心誠意的基礎便在於「格物致知」。一定程度上，強調「認知」和「認識論」可謂是中共的一大特點，恰如上周剛閉幕的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對百年歷史經驗的總結，對現況和未來目標的總結。是以，相較於西方對具體事務的聚焦，中方對中美關係的期待，則需要以綱領性論述為基本。就國家元首峰會這種級別的對談而言，就更是如此。

在此等背景下，「習拜會」上，中方會否拋出類似「新型大國關係」這類提綱挈領的外交構想，為管理中美關係提出藍圖？處於內政難題之中、且具有濃厚學術風格的拜登政府又將如何接招，或許才是此次峰會的最大看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