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擊隊遭遇廿四路圍剿　印共毛派如何聲東擊西？

進入11月中旬，此前曾在7月因應印共毛派游擊隊北上「遠征」的印度軍警、情報及安全各部門正在面臨前者多點輸出、全面開花的局面。新德里方面已經在11月上旬敲定了建立24處「前沿作戰基地」以「全面剿匪」的新方案。印度軍警相關消息人士也稱「將在游擊隊控制區採取在克什米爾地區一樣的行動」。

這24路前沿基地中，10個位於傳統游擊區恰蒂斯加爾邦，7個位於此前罕有游擊隊蹤跡的馬哈拉施特拉邦，另有7個位於恢復中的游擊區，如賈坎德邦和奧里薩邦。新德里方面還準備向賈坎德和奧里薩兩地增派人手。這種兵力配置意味着游擊隊固然向東北方向展開了小規模的調動，但其主力可能已經向西移動。新德里這場規模盛大的二十四路圍剿，也宣告了印共毛派游擊隊在新冠疫情和當局封鎖下非但沒有陷入絕境，反而壯大了起來。

游擊隊的新動向

就毛派游擊隊的兵力、戰鬥力問題，以黨首沙阿（Amit Shah）、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為首的新德里當局從2021年4月開始一直採取戰略和戰術雙重蔑視的姿態。

沙阿在兩千軍警被四百游擊隊於4月7日擊潰後，仍強調「游擊隊是出於絕望才發動襲擊」，「因為軍警的安全營地已經開到了『匪區』中心」。莫迪當局還以印度全境有56個縣從其「應對游擊隊安全相關支出」（Naxal SRE）計劃中移除為由，認定游擊隊從2018年到2021年已經遭遇重大損失。

到5月下旬，印度媒體開始繼續報道其軍警大軍對中部地區恰蒂斯加爾邦毛派游擊隊的「圍剿」，在報道裏，少量游擊隊在印度內政部直屬的中央後備警察部隊（CRPF）、印藏邊境警察（ITBP）、邊境安全部隊（BSF）及地方軍警的聯合圍堵下看似沒有招架之力，即將因染疫而不日滅亡。但印度媒體也指出，相對於軍警盯防要道，守株待兔地抓捕一些前去治病的游擊隊下級指揮官，游擊隊更多時候仍能從封鎖線轉移到外線，一些新德里宣布「無匪」的城鎮郊區開始出現小股游擊隊襲擾。

到6、7月間，新德里方面開始得到兩種有關游擊隊動向的情報。其一是7月中旬時，軍警部隊宣稱起獲「游擊隊內部文件」，稱其在軍警和新冠疫情雙重封鎖之下，已計劃發動大規模突圍行動，其行動範圍地跨三個邦，路線長度超過一千公里。

其二則是6月中旬開始，游擊隊前往西部馬哈拉施特拉邦招兵買馬，利用加密訊息在青年群體中散發該邦總書記特爾圖姆德（Milind Teltumbde）撰寫的傳單，傳單指出，莫迪政府是大資本家安巴尼（Abanis）家族和阿達尼（Adanis）家族以及帝國主義的代理人，該政府不能正常解決馬拉塔人社區的困境。

傳單呼籲當地青年應追尋歷史上打敗莫卧兒帝國的馬拉塔聯邦開國領袖希瓦吉大君（Shivaji Maharaj）的戰鬥精神，參與「為人民服務」的毛派武裝。考慮到當地馬拉地人已經因救濟配額等問題怨聲載道數月之久，這一宣傳隨即令當地首腦警覺。

但出乎意料的是，印度軍警對於哪個動向都沒有更多關注，新德里仍自我感覺良好地認為游擊隊只是癬疥問題，到2021年8月15日，即「印度獨立日」，莫迪當局還宣布游擊隊重要據點達恩泰瓦達（Dantewada）的15個村已經「歸順政府」，當地至少403名游擊隊員已經「棄暗投明」。這種「階段性勝利」也讓此後印度軍警的24路圍剿顯得不可理喻。

新德里的真正戰果

當然，對熟悉印度體制的觀察家們來說，新德里此番的24路圍剿是可以理解的：這是莫迪當局對游擊區無計可施之後的一種合理決策。這與新德里方面對游擊區地區的低效率控制有很大關係。新德里方面對於游擊區的控制正處於一種自欺欺人的狀態。

首先，游擊區的「變節人員」有很多就是當地軍警為製造新聞而專門僱用的人。印度《電線報》（The Wire）在11月8日的報道中指出，恰蒂斯格爾的「歸順」游擊隊大多是當地軍警從游擊區隨機抓捕來的普通百姓。他們被抓入軍警據點後，便被要求籤一份「自首」協議，如簽署協議，便可獲得一萬盧比（約合1,050港元）賞錢，但此後就必須參加當局組織的「游擊隊歸順政府儀式」，並被迫加入反游擊隊民團。

《電線報》記者發現，當地軍警為做足表面工作，還專門組織了一場「游擊隊夫婦歸順政府」的集體婚禮。但這批參與表演的男女大都是被抓後被迫「自首」的普通百姓。雖然當地軍警表示，參加婚禮的男女「游擊隊員」是在「歸順當局」並「躲藏在軍營」期間「突然相愛」。但很多人還是私下表示這種婚禮實為當場拉郎配，他們也因為簽署了「自首協議」，已無法回到游擊區的鄉村中正常生活，只得選擇參加民團賣命。如不肯參與，則有可能會在軍警營地內遭遇酷刑身亡。

其次，有關游擊區內的管制情況，當地軍警甚至只能靠問卷調查。譬如在2021年8月15日號稱有15個村已經「歸順政府」的達恩泰瓦達地區，當地警方並不是靠戰場或情報的訊息來判斷游擊隊已經式微，而是依靠2021年1月和7月的兩次大規模問卷調查得出結論。

在這兩次問卷調查中，當地軍警向當地醫生、教師、基層官員、村社長老發放詳細問卷，確認當地是否有印共毛派外圍組織、游擊隊是否入村、警察可否身着制服入村等。兩次問卷的答案就是當地軍警判斷游擊隊是否還在的根據。這種調查的可信度無疑是要大打折扣的。

就目前局面來說，游擊隊可能已經在此前的軍警圍剿和新冠疫情下找到了一些應對的具體手段。譬如就在新近徵兵的馬哈拉施特拉邦，游擊隊甚至會選用無人機來監視軍警動向。當新德里熱衷宣傳游擊隊在原始森林刀耕火種的落後基礎設施時，後者實際上已經開始利用社交媒體和加密社交平台招募年輕戰士。

隨着游擊隊開始進一步化整為零進入城市與農村的邊緣地區，開始更多地以小組方式襲擾印度軍警，莫迪當局的24路圍剿也很難真正落到實處。而這場持續了五十多年的衝突也將在游擊隊的抵抗下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