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未激發選舉熱情　日本青年仍是「沉默的一代」

一直以來，日本年輕選民以政治冷感聞名，20至30歲青年在過去十年投票率僅為35%上下，相當於60歲至70歲長者的一半。在10月31日大選中，雖有不少觀察者認為深受新冠疫情之苦的年輕選民提高了政治意識，還有當紅日本藝人打破「演藝圈勿談政治」的禁忌催促選民投票，但年輕人投票率卻未見大幅突破，仍游離在政治之外。

本來，在疫情嚴重影響年輕人就業與生活的情況下，觀察者和民調普遍指出年輕人不再認為政治是事不關己，開始關心政府抗疫、經濟和福利等政策，政治意識隨之提高。再加之「安倍一強」格局結束後自民黨不再那麼難以撼動，這也減少了「投票無用論」的觀感。此外，包括小栗旬、橋本環奈、菅田將暉等當紅明星參加了「選票是你的聲音」活動，呼籲民眾踴躍投票，罕見打破了「演藝圈勿談政治」的禁忌，也被認為將激發年輕選民投票熱情。

不過，就結果來看，投票率低迷的問題並未出現明顯改觀。日本共同社指本次整體投票率為55.9%，較上次僅提高2.2個百分點。因此，儘管各年齡組別投票率尚不得而知，但也預計不會出現大幅波動，一些觀察者期待的「年輕人覺醒」並未發生。

住民票成制度性障礙

為何日本年輕人如此不熱衷於投票？首先是制度方面的原因。日本沒有身份證制度，選票是寄往選民住民票（類似於內地的戶口本）所登記的地址，儘管日本法律規定變更住址後的14天內必須更換住民票，但許多在外省讀書的大學生或者工作尚不穩定的職場新人，通常會將住民票留在父母所在的老家。根據「光明選舉促進委員會」2015年的民調顯示，超過六成大學生未有更換住民票。

這就導致，這些年輕選民如要履行投票權，要麼需要返回家鄉投票，要麼則需申請缺席投票，而後者且不提手續較為繁瑣，更存在申請被拒的可能。這是因為缺席投票需要當局核實申請人在本地居住超過三個月，且是由市政府來調查申請人是否符合要求。一些市鎮會因人手不足，往往不核准缺席投票的申請，這便為年輕選民投票帶來極大的不便。

在創下年輕選民投票率最低記錄的2019年參議院選舉後，就有民調顯示，15.9%的18至24歲選民未參與投票，是因未更換住民票，無法在目前所屬的城市投票。距離家鄉福島有三個小時路程的水戶某大學大二學生杉內幽助就指出，他因為想參加家鄉舉辦的二十歲成年禮，所以未將住民票移至水戶，結果無法在當地投票。由此可見，不甚便利的選舉制度是阻撓年輕人投票的一大因素。

教育壓抑與社會規範

除卻制度因素，學校「政治中立」原則也刻意壓抑了年輕人的政治熱情。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學校還是轟轟烈烈的民運場所，無論是教師組建的「日教組」，還是「反帝全學聯」等學生組織，均是左翼力量的中流砥柱，他們組織了反《日美安保條約》大示威、以及頻繁罷課和堵路的全學共鬥運動，對右翼執政黨造成顯著挑戰。

為了壓制左翼力量，自民黨政府從1969年起立法實施「教育政治中立」原則，規定學校不可從事支持或反對特定政黨的政治教育及其他政治活動，同時禁止公立學校教師參加競選等政治活動。從此，校園逐漸與政治活動隔絕開來，政治課變成一門需要背誦的科目，而不是培養對政治興趣。本來投票率略高30多歲選民一籌的20多歲年輕人，投票率也自1969年起一直維持在全年齡段最低位。

到了90年代泡沫經濟破裂後導致前景暗淡，以及選舉制度由「中型選區制」轉為「小選區制與比例代表制並舉」後帶來的「投票無用」之感（因為簡單多數制的小選區會導致敗者選票完全沉沒），年輕人普遍對政治生活失去興趣，投票率便一跌再跌。只有等他們成家立業、被納入社會各類組織之中，才會因切身利益而加強對地方及國家事務的關心程度。

即使是自2016年以來，政府將選民年齡門檻由20歲下降至18歲，同時也允許教師開展模擬政治活動以培養高中生參政意識，當時社會上也一度掀起「首投族」風潮，但熱情卻很快消弭。在2019年參院選舉時，18歲至19歲選民投票率便已急速下滑至略高於三成，與20多歲年輕人無異。

許多觀察家認為，這是因為票倉為中老年的自民黨，實際上受惠於年輕人的政治冷感，因此並未盡全力培養年輕人參政熱情，同時依舊嚴格要求教師維持中立、避免發表個人見解。例如在2019年，自民黨政府因試圖將TOEFL等民間英語測試成績採納至大學入學考試時，引發大量教師反對，有高中英語教師在Twitter上表示會為此支持反對黨，同時有參政熱情很高的學生回應「會在思考之後投票」。對此，時任文部科學省大臣柴山昌彦就質問「這種行為合適嗎」，還批評這位高中教師試圖「洗腦」學生，使之「憎惡現任政權」。可以看出，日本政府仍對校園政治言論嚴加提防。

除了長年缺乏政治教育，日本的種種社會規範，例如對權威的服從心態以及強烈的從眾心理，也壓抑了年輕人參政的熱情。例如，許多青年因年齡及見識不夠而對投票感到退縮，不相信自己能做出好的選擇。還有一部分青年則因從未投過票，對於邁出新的一步十分膽怯，尤其是在周圍投票氣氛較弱時更為如此。此等從眾心理成為集體性壓抑因素，只有等到步入中老年，朋友開始普遍投票時方才「解禁」。

另外，出於集體主義對個體能動力的規範，日本年輕人也對「主動改變社會」缺乏熱忱。日本2019年第一版《兒童和青年白皮書》中就指出，儘管只有不到四成日本年輕人對當下社會感到滿意，但被問及「是否想參與解決社會問題」時，就只有一成受訪者表示願意，這體現了想法和實際行動之間的落差。或許這也是為何選前有民調指18至19歲年輕選民的投票率會高出10個百分點，但現實卻未有發生的情況。

因此，在教育壓抑以及社會規範的疊加之下，日本年輕人依然習慣性在選舉中保持沉默，即使他們對於自民黨缺乏調理的抗疫政策頗有怨言，也對未來就業前景充滿擔憂，但這些情緒並未轉換為參政熱情。雖然在此次選舉中，執政黨與在野黨都出現不少新人擊敗政治老人的情況，反映出選民對政壇革新的渴望，但年輕人參政熱情遠未被完全激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