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克爾時代落幕　德國與歐盟能期待什麼？

近日，隨着2021年德國聯邦議會大選結果的出爐，默克爾（Angela Merkel）時代正式落下帷幕。由於社民黨得票率居首，素有「小默克爾之稱」的社民黨候選人蕭爾茨（Olaf Scholz）極有可能出任下屆德國總理。一時間，有關後默克爾時代德國乃至整個歐盟的政治與戰略走向引發了國際輿論的普遍熱議。

在此，首先應該解答的問題是默克爾時代究竟留下了何種遺產。其中，正面與負面的部分又分別有哪些呢？

綜合其執政生涯來看，默克爾是一位頗為穩健成熟的守成型領導人，而非鋭意進取的開放型領導人。這一點在內政與外交各方面均有體現：內政方面，得益於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時代實施的「2010議程」造就的改革紅利，默克爾執政時期的德國經濟總體表現穩健強勁，並一躍成為歐盟經濟的領頭羊與發動機。

憑藉日益雄厚且在歐盟範圍內獨樹一幟的經濟實力，默克爾當局也得以順理成章地在悄然之間打造出了一套以德國為核心的「歐盟領導權」體系——這一點在歐債危機中得到了最為充分的展現。

彼時，德國憑藉強大的實體經濟能力，率先在歐盟主要經濟體中復甦。為化解危機，德國擺出強硬姿態，讓其他成員國——尤其是債務危機最為嚴重的南歐四國——接受了嚴格財政緊縮的德國方案。

雖然此一舉措在當時引發了巨大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正是在柏林方面強力推行的「財政紀律聯盟」約束下，爆發於南歐四國的主權債務危機才沒有對整個歐盟造成難以挽回的打擊。

不過，正如前述，默克爾的領導風格屬於守成有餘，進取不足的一類。在維繫德國經濟基本盤穩健向好的同時，默克爾當局卻在保守中錯失了以數字訊息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產業革命的先機。

這一失策導致德國乃至整個歐盟在新興數字技術產業上全面落後於中美，以網路產業為例，目前歐盟本土範圍內沒有出現一家足以力扛全球競爭的網路頭部企業。同時，整個歐盟的網路市場都處於美國網路巨頭的壟斷控制之下。

更為不利的是，由於缺乏本土強勢企業的制衡，規制矽谷網路巨頭的重任只能由布魯塞爾方面的技術官僚通過在相關立法與行政管制措施方面持續的推陳出新來進行。

在數字技術領域之外，默克爾治下的德國在新能源領域也沒有進行任何頗具前瞻性的佈局。不僅如此，默克爾本人偏好的「民意驅動」型決策模式，還使得德國在新能源領域自縛手腳。此中最為明顯的莫過於在日本福島核電站事故之後匆忙棄核之決定，彼時面對國內綠黨勢力挾核事故之威全面施壓當局的浪潮，騎虎難下的默克爾只得束手就範。

但這一「順應民意」的權宜之計不僅造成德國在新能源領域的全面滯後，還給德國自身的能源安全帶來了深遠的負面影響。作為歐陸首屈一指的工業強國，德國自身的用電需求極其旺盛。在默克爾時代，隨着環保主義力量的日益崛起，執政當局面臨着愈發嚴峻的減排壓力。

這對於此前長期以火力發電為主流的德國來說挑戰相當嚴峻，而原本作為新能源首選的核能在福島事故之後徹底被柏林方面的摒棄。在這種情形之下，默克爾當局只得轉而依靠歐盟本土奇缺——根據歐委會2019年的數據，歐盟範圍內77%的天然氣需求依賴進口——的天然氣進行「綠色發電轉型」。

因此，這也反過來為歐盟域外兩大強權美俄提供了其夢寐以求的，能夠直接影響歐盟對外決策的地緣抓手——「天然氣」牌。

如果說默克爾在內政治理上的開拓不足使得德國與歐盟在維繫現有經濟優勢地位的同時，喪失了未來產業競爭制高點的話。那麼其在對外戰略上的守成踟躇則導致了德國乃至整個歐盟不僅難以躍升為與中美類似的全球頂級地緣力量，甚至在日漸猶豫中面臨逐步邊緣化的風險。

終其任期，默克爾雖然在口頭上不斷強調「歐盟戰略自主」的重要性，但在實際決策上卻從根本回避觸及這一問題的核心——即法德軸心如何進行合理協調的問題。

面對巴黎方面不斷拋出的諸如「歐洲軍」、「歐洲防務聯盟」及「歐洲財政聯盟」等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圍繞繼續深化歐盟一體化進程展開的遠景計劃，默克爾當局的回應要麼避重就輕，要麼索性就置若罔聞。

在構建「歐盟戰略自主性」上的短板毫不意外地導致了默克爾當局在處理與域外強權關係時不斷遭遇「進退兩難」的困境，這一點在歐盟與中美俄的三角互動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

就對美關係而言，自奧巴馬（Barack Obama）時代以來，隨着華府的戰略重心逐漸轉向亞太，作為「民主橋頭堡」的歐盟在美國對外戰略中的地位顯著下滑。

與此同時，於全球霸權層面逐漸衰退的美國，不僅加緊了對「欽定勁敵」中俄的打壓，甚至連昔日的傳統盟友歐盟也一併進行「抽血式」施壓——奧巴馬後期發生的「大眾汽車門」事件以及特朗普時代美歐之間此起彼伏的貿易爭端就是典型例證。

對此，身為「歐盟首席領導人」的默克爾雖然對華府種種「放血盟友」的行為頗為不滿，乃至在公開場合與華府一號實權人物——美國總統毫不避諱地「互懟」（參見特朗普與默克爾），但在實際外交決策上卻並未擺脱對美國的依賴。

這一點在安全防務層面表現得尤其明顯，在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於2019年11月發出北約腦死亡的驚人論調之後，默克爾當局不僅沒有給予助力，反而全力強調了北約對歐洲防務安全的「不可替代」性。

默克爾當局上述在對美關係上「曖昧不清」的依賴狀態，也間接造成其在對華與對俄戰略上飄忽不定的特點，這一特點在歐俄北溪2號項目爭端與中歐投資協定的「反覆拉鋸」上得到了充分體現。

就前者來說，默克爾當局雖然堅定認為北溪2號天然氣管道系事關歐盟能源安全的「生死線」，但在華府先後利用白俄選舉風波與納瓦利尼（Alexei Navalny）毒殺事件反覆操弄歐盟內部的「反俄紅線」之後，柏林方面卻受困於歐盟內部「民意」，表現出明顯的缺乏戰略定力之特徵——即在項目推進上反覆搖擺。

就後者來說，在去年年底中歐領導人達成歷史性共識之後，原本應正常走完內部批准的中歐投資協定卻在華府先後利用香港與新疆問題挑動布魯塞爾方面的「普世價值神經」之後陷入僵局。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在默克爾時代落幕之際，德國與歐盟的當務之急在於全面梳理反思默克爾時代的「正負遺產」。而作為默克爾的接班人來說，如能在繼承默克爾穩健圓熟風格的基礎上，於開拓性上取得些許突破，或許是德國與歐盟最為期待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