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軍密電北京　兩軍共守底線

9月14日，一則關於中美軍方幕後通電的消息，引發美國輿論的普遍關注。尤其特別的是，這種通電的發起方是美軍最高將領，目的是在美國2020年大選亂局期間知會中國軍方高層，美國不會對中國開戰。拜登（Joe Biden） 當局15日已間接承認了這則消息的真確性。美國右翼則批評美軍將領這種行為是「叛國」行為。

這個故事或爆料本身在美國國內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但它所體現出的中美兩軍幕後溝通與協調才是值得關注的。這從另一個側面看出，美國對華發動輿論戰、科技戰和貿易戰的同時，美國軍方最不希望和中國發生軍事衝突。

2020年大選衝刺階段，外界不少聲音都不敢排除時任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通過短暫的對華軍事操作轉移視線，向國內支持者樹立強勢領導人形象，包括在台海和南海地區可能和中國發生衝突。而根據美國媒體的爆料，2020年美國大選衝刺階段，美國軍方的確存在過這種擔憂。

兩名《華盛頓郵報》記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科斯塔（Robert Costa）在即將出版的新書《危局》（Peril）爆料， 2020年10月30日，也就是美國大選前4天，以及2021年1月8日，即國會山暴亂髮生2天后，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Mark Milley）曾兩度致電中共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李作成將軍，向他保證，美國是穩定的，不會對中國發動襲擊，如果發動襲擊，也會提醒中方。

也就是說，在美國選舉年中美關係緊繃的狀態下，美國軍方還是選擇繞開總統，和中方溝通，確保兩國不會因為特朗普的可能失控而發生軍事衝突。特朗普14日否認這類爆料，稱自己從未想過要攻擊中國。但實際上他沒有必要出面否認，畢竟美軍將領採取的只是一種預防性舉措，只是對當時形勢的一種研判，旨在避免風險。而且，米利第二次通話是在和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溝通後打給中方的，後者詢問他是否有辦法防止特朗普發動核戰爭。

這種預防機制體現了中美兩軍關係的特殊性。這種特殊一方面是美國軍方、政黨及總統之間的關係所決定的，另一方面則和中美關係的複雜性有關。

根據美國《憲法》，美國總統是政府首腦、國家元首及三軍統帥。但美國國會也有法律明確將執政黨同美國武裝力量分割開來。雖然總統是三軍統帥，但軍方領導層也要按照憲法賦予的、國會法律所規定的決策機制和程序行事。佩洛西和米利通話，兩人一拍即可，也是為了確保程序上能夠阻止特朗普可能的破壞性行為。

雖然美國建國以來尚未出現武裝力量和行政部門之間的權力衝突，但美軍領導層在特殊時期也會警惕總統可能的違憲或違法行為。比如，1974年8月時任總統尼克遜（Richard Nixon）面臨彈劾期間，時任國防部長施萊辛格（James Schlesinger）就曾明確向軍方下達指令，在接受尼克遜指令前一定要先知會他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拜登上台以來，美軍在南海的活動更加頻繁：

中國則是黨指揮槍，堅持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所以決策權和執行力之間沒有任何模糊空間。這一點和美國不同。特朗普執政後期引發的憲政危機，包括國內對他可能通過軍事襲擊轉移選民注意力、吸引選票的擔憂，都和美國憲政體制下的一些模糊空間有關。這迫使美國軍方不得不私下和中國軍方溝通，做出澄清和保證。

比如，米利和中國軍方的第一次秘密通話就是為了向中方做出保證。米利得到情報認為，中方可能認為美軍正在南海準備發動襲擊，當時兩軍在南海都在舉行軍演，且打中國牌的特朗普對華態度強硬。米利於向李作成保證，美國政府仍然穩定，一切都會安好無事。美國無意攻擊中國，也沒有任何對華作戰行動。如果美國要進攻，也會提前告知中方。

大選後拜登就職前10多天的第二次秘密通話更能突顯美軍的審慎姿態。根據爆料，當時還打電話給美軍印太司令部上將戴維森（Philip S. Davidson），建議他推遲當時即將舉行的軍事演習。這些做法也是為了消除北京的擔憂。

這種秘密通話可能會讓美國國內極端派和個別盟邦感到不適，但它恰好有助於中美兩國降低衝突風險，突顯華盛頓精英不與中國開戰的底線。而且，在美國結束中東兩場戰爭之後，美國軍方也不希望開闢新的戰場，非常願意和中國軍方對話。只不過礙於兩國政治氛圍，美國軍方又不得不限制和中方的對話。

但是，兩國政治氛圍越緊張，兩軍就越有必要開展接觸。尤其是兩國歷史和文化差異大，兩軍想要消除誤解、防止誤判，溝通模式就應該別具一格，不受體制或意識形態等因素的約束。

現在，拜登政府強調對中美關係進行負責任管控，實際上不光是指外交接觸，而是更多指兩軍之間的溝通。如果拜登繼續延續強硬的對華政策，美國軍方和北京開展公開和幕後接觸的壓力就越大。預計接下來，美軍仍會尋求開展和中國的軍事接觸與對話。這也是白宮尋求中美元首會晤的一個必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