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接納伊朗加入上合組織的潛在利弊

進入9月中旬，隨着以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沙姆哈尼（Ali Shamkhani）在8月11日宣布「伊朗加入上合組織的政治障礙已經掃除」，有關伊朗加入上海合作組織的進程正在不斷加速。9月3日，伊朗外長阿卜杜拉希揚（Hossein Amir-Abdollahian）還在與中國外長王毅的對話中單方面稱「感謝中國支持伊朗加入上合組織」云云。

到9月9日，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的特使哈基莫夫（Bakhtier Hakimov）在接受採訪時宣布，普京會在16日至17日間的上合組織峰會上宣布「埃及、沙特和卡塔爾將成為上合對話夥伴國」以及「決定啟動接納伊朗的程序」。至此，伊朗成為上合組織國家已成為極大概率的事件。問題也隨之而來，中國作為俄羅斯之外的上合組織另一個核心成員，北京接納伊朗入盟的利弊何在呢？

意料之中的問題

對北京來說，伊朗加入上合組織是意料之中的問題，在伊朗前總統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執政時期，伊朗於2005年7月獲得上合組織觀察員國身份後，後於2008年提交了加入上合組織的申請。但該國終究受制於聯合國安理會制裁，無法加入。

伊朗各界盛傳中伊25年協議投資額總金額4,000億美元，即便實情可能頗有出入：

雖然在2015年7月後，隨着伊朗與中、俄、美、英、法、德六國達成核問題全面協議，此後聯合國制裁取消，伊朗加入上合組織的限制性條件亦被解除。但遺憾的是，上合組織仍在同期接納了印度、巴基斯坦入盟之後對伊朗問題嚴加限制，當年的上合組織元首理事會亦強調「希望伊朗核問題的全面解決將促進伊朗深化同上合組織合作，併為根據既定標準研究伊朗加入上合組織問題創造條件」。這種局面與伊朗本身構成的複雜環境有關。

對北京而言，伊朗加入上合組織始終存在兩個難解的矛盾。首先，即是伊核問題的發展及其衍生的美伊問題，近年來，美伊雙方在伊核問題範疇內引發了相當的次生災難。以美國前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當局2018年5月退出伊核協議，並對伊朗進行「最高級別的制裁」為起點，伊朗也分階段宣布中止履行伊核協議部分條款。兩軍隨即在波斯灣、印度洋水域彼此對峙。

到2020年1月，美國在伊拉克刺殺伊朗軍方首腦蘇萊曼尼（Qasem Soleimani），伊朗隨後宣布中止履行伊核協議中最關鍵的「限制離心機」條款。直到2021年2月23日，隨着美國民主黨上台，伊朗宣布停止自願履行《核不擴散條約》附加議定書，雙方三年來的劍拔弩張才暫告一段落。考慮到伊朗近年來一俟伊核協議等關鍵問題受阻，就急於拋出與中國等大國「結盟」的新聞，伊朗對上合組織的熱忱自是可以理解，其加入所帶來的後果也因此可慮。

其次，伊朗與海灣阿拉伯國家之間不僅存在傳統的宗教與政治的敵對關係。近年來雙方的敵對沖突也是有增無減。譬如伊朗與沙特曾在2016年1月因內政問題斷交，直到2021年5月才逐漸恢復。

到2019年，美國還組織巴林、埃及、約旦、科威特、阿曼、卡塔爾、沙特阿拉伯各國組建一個針對伊朗的「阿拉伯版北約」，「全部與會者同意有必要對抗伊朗對地區和美國構成的威脅」。雖然埃及很快退出該聯盟，但隨着阿拉伯世界的兩大中心，即埃及與沙特均參與了美國組織的同盟，並把矛頭對準伊朗，容留了伊朗的上合組織無疑會對北京在中東的經略帶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

被動去美國化的佈局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北京所擔憂的伊朗加入上合的問題大都與此前美國主導下的中東國際秩序有很大關係。從二戰結束以來，為維護美國及北約利益，華盛頓歷屆政府利用其政治、軍事、經濟、金融等優勢地位，動輒實施制裁，迫使各國改變政策，順從美國利益。受制裁國家包括伊朗、伊拉克、利比亞、蘇丹、敍利亞、也門等，其中伊朗被美國制裁了40餘年。

對伊朗來說，新冠危機初期一些來自中國的援助雖然有限，但終究有效：

對北京來說，不同於俄羅斯試圖擴張上合覆蓋範圍，嘗試先做大再做強的思路，中方面對美國在中東的強勢地位，試圖在國際格局鉅變之際選擇先做強再做大。

但對中國來說，其所面對的中東環境正在近10年間接連出現變局。首先是阿拉伯之春破壞了北非到中東的地區秩序，美國非但不能重建其破壞的伊拉克秩序，打翻其試圖推翻的敍利亞政權。反而讓俄羅斯藉助敍利亞內戰成功恢復了其在地中海地區的軍事能力，並初步構建了從土耳其到伊朗的「什葉派之弧」。

其次則是特朗普當局末期到拜登當局初期的阿富汗問題。隨着兩屆美國政府用殊途同歸的方式向中東諸國展示自己不負責任的一面，美國以葬送喀布爾前政府為代價換來的全身而退再次展示了華盛頓一側能力的相對不足。這種種局面意味着從中亞到中東，一種去美國化的現象正在被動地形成——海灣地區的阿拉伯國家高層官員亦已向媒體表明阿富汗撤軍讓他們質疑美國是否可靠。在這個時候，以和平方式推進的上合組織甚至也有了以和平方式向前進的可能。

伊朗導彈比起傳說中的伊朗核武器要現實一些，這也是德黑蘭在中東的本錢：

不可否認，北京對於經略中東至今仍很謹慎，對伊朗更是如此：這與後者經常把中、伊相關協議視為內外交困時譁眾取寵的道具有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中國外長王毅3月27日與伊朗簽署的「25年全面合作協議」。伊朗曾多次大事渲染該協議，不僅強調該項目總金額4,000億美元，更有意炫耀其合作領域牽涉銀行、電信、港口、鐵路、軍事合作。對此，北京僅強調該項目「不包括量化的具體合同或指標」。但無論如何，北京致力於針對中東長期佈局的態度已經呈現。畢竟這直接關乎亞歐大陸的整合及「一帶一路」倡議等中國未來發展空間。

而就北京所擔心的阿拉伯國家的態度問題來說，比起中國結交伊朗，中國不帶軍事目的，不帶政治目的干預阿拉伯世界的立場可能更為突出。阿拉伯世界各國精英在「去美國化」的大環境下，正憂慮軍事、經濟乃至政治局面的穩定，上合就成了一個可以考慮的備選項。

在2020年8月黎巴嫩爆炸事件後，該國一些精英人士面對西方「援助」不力的現狀，甚至鼓吹應該委身於中國，讓北京基於「一帶一路」搞一個拯救黎巴嫩的一攬子方案，宛如當年殖民中東的帝國主義大國一樣。埃及、沙特及卡塔爾等區域大國也多少有類似想法。在這個時候，具備軍事和區域壓制力的俄羅斯將其接引進上合組織，不僅證明了接納伊朗不會引發阿拉伯世界的不快，甚至還承擔了一點「去美國化」之後，維持中東秩序的責任。

畢竟，在中東，外來的大國干預是常態，所以大國干預幾乎就成了中東政治的客觀規律。對北京來說，這種規律不是他希望見到的。但國際秩序終究需要有人維繫，美國撒手中東之後所留下的爛攤子和真空局面也直接危及中國「一帶一路」等戰略規劃。以往四平八穩的正論，在當下就顯得過於謹慎。如果說2019年的觀察家們還在展望「2027年中美經濟地位互換」的局勢轉換，到2021年，部分英美觀察家甚至把中美之間力量轉移的時間點大大提前了。事已至此，北京所能做的也許只剩下面對現實，然後謹慎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