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三位高官接見克里　向拜登政府釋放兩個訊息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氣候問題特使、美國前國務卿克里（John Kerry）9月3日結束中國天津之行，這也是他4月訪問上海後第二次訪華，主要和中國政府討論氣候問題的合作以及相關減排目標的設定。可能是因為上海之行和此次三天的天津行程並沒有取得大的進展，克里在結束訪問時抱怨，中國政府不該讓政治影響彼此在氣候問題上的合作。在他看來，氣候辯護問題比政治問題更重要。

克里此言可能是指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9月1日和他舉行視頻會晤時的一番表態。王毅當時再次提到中方向美方提出的三條底線和兩份清單，稱中美在氣候方面的合作不能與兩國之間的一般關係分開。王毅說，美方希氣變合作成為中美關係的「綠洲」，但如「綠洲」周圍都是「荒漠」，「綠洲」遲早會被沙化。中美氣變合作不可能脱離中美關係的大環境。

其實，克里的抱怨完全是拜登政府的一廂情願，也是克里這位資深外交官的一種誤判。氣候變化本身是一個自然科學問題，需要各國通過外交努力協調應對其中的危機。這一過程肯定避不開政治，尤其是中美間的地緣政治博弈。

氣候問題必然牽涉到大國政治，尤其是該議題的領導權和責任與義務的劃分，都離不開地緣政治博弈。今年4月19日克里訪問中韓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便在馬里蘭州乞沙比克灣基金會總部（the Chesapeake Bay Foundation Headquarters）發表了氣候問題演講。演講中，布林肯強調了美國在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上的領導力，提到應對氣候變化問題是美國外交的中心議題。

既然涉及到美國的領導力和外交中心議題，怎麼會和地緣政治撇清關係呢？如果它和政治或地緣博弈無關，拜登為何在前任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退出後又選擇重回《巴黎氣候協定》？包括4月底白宮氣候峰會，其實也是拜登政府重塑美國領導力的一種努力，旨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爭奪話語權，從而促使聯合國制定符合美國利益的減排目標。美國的右翼反對氣候協議，其實也是考慮美國的政治利益。

而且，9月2日，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韓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也分別通過視頻方式會見了克里。

韓正向克里提到，應對氣候變化是中美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以信任為前提；中方希望美方按照兩國元首通話精神，為雙方應對氣候變化合作創造良好氛圍。楊潔篪會見克里時提到，中美可以加強在氣變、疫情防控、經濟復甦等廣泛雙邊領域以及一系列重大國際地區問題上的溝通、協調與合作。中國尊重各國的發展權和選擇權，中國自身的發展權和選擇權也必須得到尊重。

除了中國氣候問題特使謝振華和克里的例行會晤與談判外，中方能夠派出韓正、楊潔篪和王毅分別接見克里，肯定不可能只談氣候變化的問題。尤其是楊潔篪的表態，就是在明確告訴拜登政府，氣候議題、對華貿易與科技爭端、人權和新冠病毒溯源等話題彼此都是有聯繫的。美國政府不可能將它們分開處理。王毅借綠洲和荒漠形容氣候合作和雙邊關係，也是在告訴美方無法割裂氣候合作與其他雙邊議題之間的關係。

當然，從當前拜登政府對華輿論造勢來看，韓正、楊潔篪和王毅的這番態仍會被美國理解為中國的強硬姿態。

拜登政府正籌備和習近平的會晤。盤點拜登和習近平的交往瞬間：

作為一名和中國打過多年交道的外交官，77歲的克里本該享受退休，卻又被拜登委以重任，近幾個月一直在呼籲中國加大減排力度。可能也是出於理想主義，拜登也希望在氣候問題上擔當一位成功的對話者，並且得到中國的理解。但他這樣說未免有些急於求成。現在的中美關係已經不是他擔任國務卿時的競合狀態。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Ned Price）9月2日提到，當前對華關係的特點就是有些領域對抗，有些領域合作，而且合作要符合美國自身利益，氣候變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但是，中國政府的態度很明確，就是要通過克里此行告訴拜登政府，美國要想和中國開展合作，就必須要首先做出改變，考慮總體雙邊關係的温度。按照王毅的話說，就是球現在在美國手上，美國應該停止將中國視為威脅和對手，停止滿世界圍堵打壓中國，採取積極行動推動中美關係重回正軌。

而且，從阿拉斯加會晤，到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舍曼（Wendy Sherman）天津之行，以及中國駐美大使秦剛8月31日的首次演講，到克里的兩次訪華，都可以看出，中方明確反對拜登「在應競爭的領域競爭，在可合作的領域合作，在必須對抗的領域對抗」的對華方針，也不認可美國從實力地位和北京對話的定位。

這是中國政府半年多來向拜登政府強調的一個主要訊息。在此基礎上，從克里的兩次訪華之旅來看，北京也在向拜登政府傳達另一個訊息，如果美國不率先做出改變，僅僅通過氣候問題對話穩定和管控中美關係，是遠遠不夠的，也是不現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