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撤軍之亂突顯拜登「中產外交政策」之失

踏入喀布爾時間8月31日凌晨零時，最後一架C-17美軍軍用運輸機已經離開了喀布爾機場，阿富汗境內再無美軍人員存在，為這場20年的美軍史上最長戰爭劃上句號。接連經歷阿富汗政府迅速敗亡、撤退大亂、北約盟國連番公開責難、ISIS-K機場恐襲釀成在阿美軍2011年來最高單日死亡等變局之後，拜登上任以來在外交層面看似較為順遂的勢頭已消失得無影無蹤。

阿富汗撤軍此刻成為拜登外交，甚至拜登管治的首個災難級挑戰，其實從來都不在人們的預期之內。在拜登2月初登門拜訪國務院總部之時，其外交政策演說連「阿富汗」一詞也沒有提及。而在其4月公布在9-11事件20周年前無條件撤軍的日程後，連月民調都顯示有五成至七成不等的大多數美國人支持撤軍決定。

當然，撤軍至今也大致上是民心所向，拜登之失只在其執行。可是，阿富汗的亂局卻突顯出拜登「中產外交政策」（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middle class）的內在矛盾和缺陷。

何謂「中產外交政策」？

「中產階級」在政治上永遠是一個正面的概念，任何從政者（至少在宣傳中）也要盡力照顧他們。

然而，「中產」也是一個隨着經濟、社會脈絡變遷而獲得不同理解的概念：在克林頓時代，「中產政策」所引伸出來的意義，是指「不是照顧窮人的政策」；但經過金融海嘯、經濟分配嚴重不均盡現人前之後，「中產政策」所指的已變成「不是照顧有錢人的政策」。這種轉變背後的政治情緒催生出特朗普當選的現象，民主黨亦不得不理嘗試理順此等民情。

民主黨內部環繞中產為核心的外交政策轉向，在特朗普任期內逐漸成形。2020年9月，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就曾發表題為「讓美國外交政策對中產階級更加好」（Making U.S. Foreign Policy Work Better for the Middle Class）的報告。報告的其中一位作者就是今天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而報告的兩位編輯之一艾哈邁德（Salman Ahmed）如今則是國務院的政策策劃主管。可見，「中產外交政策」的轉向現已由智庫觀點變成了白宮政策主軸。

所謂的「中產外交政策」，是要解決傳統美國外交政策與經濟政策的斷層。沙利文經常舉出的一種問題就是：「我們運用外交肌肉去幫助沃爾瑪（Walmart）這種公司在印度開店，到底是為了誰的利益？」在傳統的外交討論之中，美企在外擴張明顯是「國家利益」。但在「中產外交政策」的視角之下，這種理由全然是以安全和地緣政治來定義的「國家利益」，而非以美國民眾個人的利益（如就業機會等）來作判斷，因此造成外交政策與美國群眾的長期脫節。

上述卡內基報告就為此提出了五點建議，包括（1）擴大貿易相關討論（至其對國內製造業影響等）、（2）處理對外經濟政策的財富分配影響、（3）打破外交和國內政策之間的區隔、（4）放棄老舊的外交政策統攝原則（例如「維繫戰後美國單極世界」等，報告指沒有證據顯示美國中產會團結在此等原則之下），以及（5）重新構建有利美國中產階級的外交政策政治共識。

更簡單而言，「中產外交政策」的指導性原則，就是美國的外交政策要照顧到美國中產階級的利益（上述的1至3），以及他們的偏好（上述的4至5）。

中產觀點下的阿富汗撤軍決定

這種「中產外交政策」無庸置疑地將美國的外交政策考量聚焦於經濟層面，特別是其對於美國產業、就業、財富分配等層面的影響之上。例如，拜登上台後最大外交成就之一，就是促成全球主要國家接受全球最低企業稅，因為此政策將能為美國增加稅收，有助企業回流，使政府有更充足的資源去作財富再分配。

阿富汗美軍的去留，在經濟層面，基本上對於美國一般民眾、美國中產階級毫無直接影響（如果我們假設阿富汗的軍事開支只會轉用於其他軍事項目上的話）。因此這個議題一直只處於拜登外交關注面的極邊緣位置。

而阿富汗政策的路向，唯一要考慮的，就只是中產階級的偏好。在此，大部分美國人也似乎跟拜登一樣認為美軍多留無益，於是繼續特朗普時代遺留下來的撤軍政策就成為了必然選項。

要在阿富汗問題上完成這個中產外交政策的目標，並不必定要如拜登（或特朗普的承諾）般急速撤退。可是，這個在「中產外交」思維之下全然是順應民情的政策，當然是要最大化其公關得分。這就決定了為何拜登不顧軍方建議、堅持要在9-11恐襲20周年前急速完成撤軍，好讓「美國最長戰事完結」、「美軍安然歸家，不再在異地流血」等可作為周年紀念的主題——當然，阿富汗政府出乎意料的迅速敗北完全打亂了這拜登原以為十拿九穩的算盤。

方法論上的錯誤

這種決策上的失誤曝露出「中產外交」的缺點。其一，除了貿易以外的外交政策，很多時候對於美國中產的利益都沒有直接影響，甚至只能夠以較為虛無的地緣政治考慮來理解，以中產利益的維度來考慮這些政策可算是跟以尺子來量度溫度一樣，沒有簡單直接的測量，中間必須經過甚為複雜、準繩度值得質疑的前置設計。這就使這種結果論（consequentialist）的計算難以有效成為外交政策的決定要素。

其二，在人民普遍不關注外交事務的美國，中產階級的外交偏好絕對不是引領美國外交政策的良方。同時，民情的起伏也往往不是出自理性的計算，例如塔利班的攻勢就使美國人對拜登在9月11日前撤軍的政策的支持度大跌了20個百分點（4月和8月相比）——即使拜登執行撤軍的失敗與撤軍的政策本身並無必然關係——而數個月來多個民意調查也顯示，當提問方式有所改變，民眾對同一個撤軍政策的支持度也會有大幅起落。因此，以中產偏好去決定外交政策，可算是一個方法論上的錯誤。

有論者看見拜登的阿富汗撤軍幾乎完全沒有照顧到其北約盟友的意願和需求，更開玩笑稱，其實要理解拜登的「中產外交政策」，只需把當中「外交」一詞去掉即可。此笑言所顯示出來的，也許是「中產外交政策」根本是一個有內在矛盾的概念。

換湯不換藥的華盛頓外交建制

更根本而言，什麼才算是中產利益、中產的偏好是什麼，這些問題的答案本身就脫離不了決策者的主觀意願。

例如，上述的卡內基報告一方面指出「升級對華冷戰」、「發動全球民主與威權政府之間的對抗」等外交政策統攝原則並不能引起民眾興趣，另一方面卻指「管控對華戰略競賽以減少其不穩衝突的風險，並抗衡中國在實現經濟、科技霸權的努力」能吸引中產家庭，而且實際上提升他們的福祉。這一種對於中產利益、中產偏好的解讀，很難不讓人質疑為何像沙利文這樣的華府外交建制人物眼中的美國中產觀點，會「剛好」跟他自己的觀點一樣。

這也很難不讓人懷疑，所謂的「中產外交政策」，至少在跟經濟直接相關的層面之外，基本上就是只是外交建制人物以中產民意為自己政策決定所作的包裝，裏面的依然是外交建制的主觀意志。

美國記者兼作家賴特（Robert Wright）長久以來都不留情面地批評這些不必負責的華盛頓外交建制。他將他們稱為「那團東西」（the blob），指的是外交政策的智庫中人、記者、評論人、專欄作家、在有線新聞節目作講解的人、進入政府真正執行政策的人等所構成的小圈子。賴特的不滿在於，這些人就算決策連番錯誤數十年，至今做決定、作評論、寫專欄的依然是他們。

在《紐約時報》的一個播客節目中，賴特就指這些人當年一致支持如今早已被認為是引致ISIS崛起的災難的伊拉克戰爭，可是主導美國外交政策的這一小撮人並沒有被換掉——當年支持入侵伊拉克的布林肯（Antony Blinken）如今就當上了國務卿。

這是美國外交體系中缺乏糾錯機制的問題。換上了「中產外交」的外衣，內涵依然是這些多次被證決策錯誤的外交建制派。

2006至2011年曾任國防部長蓋茨（Robert Gates）就在其2015年出版的回憶錄中指經常自認為有數十年外交經驗的拜登「在過去四十年，在幾乎所有主要外交和國家安全政策上都作了錯誤判斷」。這個判斷是對是錯，我們大概只能留待歷史作評價。然而，對於由長年不必為自身錯失負責的華盛頓外交建制所提出來的「中產外交政策」，從歷史歸納而得的結論大概不能不是悲觀和負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