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疫情｜為何自民黨抗疫不力卻仍立於不敗之地？

自七月下旬新一波疫情殺到以來，日本疫情仍未出現受控跡象，日增確診仍維持在2萬人以上的高位，ICU內的重症患者已累積至逾2,000人，全國逾11萬患者因醫院床位不夠只能居家療養，病人無法及時送醫而死在家中的新聞不絕於耳。
毫不意外，民眾對菅義偉政府殘餘的信任感繼續蒸發，8月28日最新民調顯示其支持率又跌至新低26%，七成受訪者都稱擔心日本醫療體系崩潰。

日本疫情擴散至此，自民黨政府難逃其咎。自去年以來，政府最顯著抗疫措施便是宣布了五次不具約束力的緊急事態宣言，以及疫苗接種在克服了緩慢起步後也算推進平穩，其餘諸如電子追蹤患者行蹤、大規模篩檢、以及確保入境者隔離等抗疫必備對策，都做得相當糟糕。

該國與微軟合作推出、提醒與確診者密切接觸的追蹤軟件COCOA從去年6月推出起就問題不斷，其中安卓版本更是因系統升級後的不兼容，導致三成用戶長達4個月都無法收到通知，未發揮出應有作用。此外，檢測量也遲遲提不上去，目前該國整體陽性率仍然超過一成，像神奈川、京都府和大阪府等重災區甚至達到兩三成，可見有大量初期患者仍未被篩檢出來。

就連容易做到的入境者隔離也是混亂不堪，政府規定只有高危地區的來客需在指定設施隔離3至10天，其餘居家隔離便可，然而6月有報道指出，平均每日有4,000居家隔離者不知所蹤，直到8月中旬政府才遲遲推出應對措施，公布了三名未守規矩隔離者名字的羅馬拼音，希望靠羞恥感來約束入境客。

可以說，日本直至現在才疫情大爆發，主要歸功於民眾自覺，政府的作用聊勝於無。但即便如此，在不久後將舉行的眾議院大選中，也很少有觀察家認為可能實現政權更替。

自民黨長期掌權過程中對地方選舉網絡的控制、與各大財團的共生關係、以及與官僚體系結構的交融，都使得在選舉中扳倒自民黨困難重重。而自2012年大選慘敗後數次分裂重組、尚未恢復元氣的在野黨立憲民主黨，也不具備趁機上位的人力和財力。自民黨在日本的「一強格局」，註定它治國再不濟，也大概率會繼續掌權下去。

在野黨曇花一現後尚無戰力

遙想2009年民主黨歷史性扳倒自民黨之時，曾有觀察者感歎這是日本戰後自民黨一黨獨大現象之終結。但事實最終證明，那只是在野黨的「曇花一現」。

彼時民主黨上位時，靠的是自民黨安倍晉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三年三首相」時醜聞頻頻、民眾求變的「天時地利」，以及民主黨內政經勢力雄厚的鳩山由紀夫、政治手腕高超的小澤一郎、以及人氣頗高的菅直人這「三駕馬車」掌舵的「人和」。

但民主黨執政時因官僚集團反撲導致政令受阻，以及菅直人與小澤內鬥導致的大分裂，還有3.11大地震的致命一擊，都使得這個曾被寄予厚望的新生政權僅僅三年就徹底瓦解。民主黨也隨之陷入了多次分裂重組，直到去年秋天才大致重新團結在立憲民主黨的旗幟下。不過，如今的立民黨缺乏像十幾年前「三駕馬車」那般有力的領導人，黨魁枝野幸男並沒有格外出挑之處，籌款能力也大大下降。

更致命的是，該黨政策面目模糊，不像十幾年前民主黨提出了約束官僚機構、打破官商勾結、搬遷美軍基地、面向亞洲的友愛外交等一系列鮮明變革政策，該黨現今在抗疫和經濟復甦等重大政策方面並無洞見，此前也因主張無觀眾奧運，而與政府最後決策趨同，顯示不出什麼反對黨特色。

關乎立民黨的定位就更加奇怪，比起外界認為它理應是左翼堡壘，枝野幸男實則多次強調自己為「保守本流」，指責安倍等修憲派是「修正主義保守」，如此立場實在讓人迷惑。在沒有鮮明施政綱領、且定位模糊的情況下，選民在各色地方選舉中支持立民黨、懲罰自民黨並不意外，但在決定國政運行的眾議院大選中選擇立民黨，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立民黨的政策定位不清晰，很大程度是因為其基層組織越發薄弱和右傾。歷史上，支撐日本左翼政黨的中堅力量一直來源於工會，不過在80年代中曾根康弘大力推進私營化後，立場左翼、以國營企業為主的「日本工會總評議會」持續瓦解，最後只能併入以私營企業為主、立場偏右的「日本勞動組織總聯合會」（簡稱「聯合」），小泉純一郎時期推進郵政系統民營化又進一步重創工會力量。

且由於立民黨執政前景黯淡，便有工會陸續脫離「聯合」，例如有35萬會員的全豐田工人聯合會就指出，隨着電氣化和自動駕駛趨勢的加快，需與執政黨合作以協調產業政策，分析認為這會打擊豐田汽車廠大本營愛知縣的立民黨選情。而立民黨越是憂心「聯合」的離心，就越不得不將政策右傾以滿足其需求。這就導致，當立民黨本次大選打算與日本共產黨合作協調候選人時，立刻引起「聯合」的高度警惕，並逼迫枝野幸男早早表態不會考慮與日共聯合組閣，為兩派合作蒙上陰影。

如此可見，在野黨人力財力不足、政策立場不清晰以及基層組織的疲軟，導致其即使是在自民黨民意猛跌之際，也很難成為有力的替代選項。

「自民黨-官僚-財團」結構難撼動

當然，在野黨如今的羸弱除了自身種種失誤，也是自民黨持續打壓的結果。自1955年成立以來，該黨至今只有4年時間未有執政，其長年掌權早已導致日本形成了「自民黨-官僚-財團」的鐵三角結構，任何試圖顛覆這一結構的嘗試都困難重重。

具體來說，日本官僚在長年工作後積累了大量人脈後，拔尖者可能選擇加入自民黨競選議員，瞄準內閣或黨務職位，鮮少選擇投身執政無望的在野黨，而大批政治家族出身的自民黨政客在治國上也往往相當依賴精英官僚的建議，這便是「自民黨-官僚」共生關係。民主黨前首相鳩山試圖擺脫「官僚治國」時就遭到了嚴重反撲，從而政令難行。當然，自民黨與官僚關係也不是一派和諧，例如小泉和安倍就相繼加強了首相官邸主導型政治，確保將首相決策置於官僚系統之上。

另外，許多自民黨高層和高級官僚在爬到一定位置後，會空降至各類公司和法人團體享受高薪厚祿，統計顯示在1998年至2003年便有逾3,000名高級官僚去大企業「再就業」，這種模式稱為「天下り」（即天神下凡）。

他們空降後會利用人脈幫助公司獲取各種政府合同和批准文件，尤其是在七八十年代經濟高速發展期政府大興土木之時，各公司可謂爭先歡迎「天下り」，尤以大藏省（後分拆成金融廳和財務省）、建設省（後納入國土交通省）、經濟通產省的官員最受歡迎。而財團因此獲利之後，又會以高額政治獻金回報自民黨，形成穩定利益交換。儘管安倍和鳩山都曾試圖改革約束這一現象，但2017年文部科學省醜聞顯示該部門仍在幫助安排「天下り」，證明這一政治潛規則仍十分普遍。

除了官僚和黨內高層空降財團以外，自民黨也會主動吸納財團入決策層，例如自民黨政調會長一職，便是就政策征詢企業和專家意見，政調會內的資深議員也往往有其專精領域，包括與經團聯等商會交情甚深的「商工族」，或與農民協會交往過密的「農林族」。這些有「族議員」之稱的自民黨人士會在法案出台之前征詢相關利益集團的意見，以及與相關官僚機構協調，這便保證了鐵三角共同參與政策制定，決定日本未來方向。

在選舉方面，自民黨也早已建立起以各議員個人後援會為中心的巨大選舉網絡，財團提供的豐厚選舉資金，有助於議員維持日常花銷巨大的後援會運作。自民黨議員也往往能通過「萬年執政黨」優勢，為選區謀求各種建設資金，與選區形成穩固利益和人情紐帶，尤其在農村地區幾乎無往不勝。

此外，自民黨與盟友公明黨形成優勢互補，公明黨通過佛教團體「創價學會」擁有強大組織票，其在今年東京都議會選舉中做到推舉23名候選人全數當選的戰績就可說明組織嚴密性。且公明黨支持者大多集中在城市地帶，可與自民黨形成選票交換，這也讓推翻「自公聯盟」多數席相當困難。

可以說，自民黨早已深深嵌入日本各體系中，民主黨2009年至2012年的失敗嘗試證明了，即使在野黨在如日中天的時候，也難以撼動這一龐大體系，如今實力孱弱的立憲民主黨就更不用說了。因此，即使菅義偉政府管控疫情如此失敗、民心盡失，選民也無法如同一般民主國家那般通過選上在野黨來懲罰執政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