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上談兵的拜登政府

雖然喀布爾閃電淪陷給予世人的震驚已有所消退，但美國災難性撤軍表現所引發的震動才剛剛開始。在華府，一輪卸責大戲開啟，拜登內閣暗示是情報部門嚴重誤判，匿名情報官員則指責是拜登一意孤行。同時，美國未有協調好盟友的狼狽撤軍，也讓多國對拜登外交國安團隊的能力、乃至其「價值觀外交」的可能成效感到質疑，這為拜登從阿富汗戰略收縮、轉向印太的布局蒙上陰影。

外交國安團隊能力遠遜預期

許多媒體復盤撤兵決策始末時指出，奧巴馬時期就力主撤兵的拜登十分堅定，在4月拒絕國防部長保留餘下2,500美軍的要求。結果，講究「速度就是安全」的軍方開始火速撤離，7月只剩下650名軍人保護使館，還鬧出悄悄摸黑撤離巴格拉姆空軍基地（Bagram Airfield）的笑話。這助長了塔利班的氣勢、打擊了政府軍的信心，且美國使館人員和盟友也被落在後面。

而在情報機構7月起發出更加急迫警告時，拜登也未有及時警覺起來。直到8月11日，也即塔利班進入喀布爾的四天前，彼時仍沉浸在基建方案和3.5萬億美元支出方案參院過關的喜悅中的拜登團隊，才真正意識到阿富汗局勢的危急，但為時已晚。

此次撤軍行動的慘敗，使被譽為「外交經驗最豐富的總統」的拜登，及其履歷金光閃閃的精英外交團隊，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懷疑。外界原本認為，比起特朗普不專業、混亂、常常內部意見相左的外交班子，拜登的團隊理應因其價值觀高度統一和優秀的決策能力，甩脫特朗普時期諸多外交潰敗的陰影。

但結果證明，拜登相當固執，《華盛頓郵報》觀點文章甚至批評其身旁親信未有勇氣堅持「逆耳忠言」，還不如特朗普政府內總有「負責任的成年人」來直指總統不對，例如在特朗普計劃從敘利亞撤軍時被三番五次阻攔，最終還是留下900美軍駐守；而將「盟友」和「人權」掛在嘴邊的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未協調好撤軍安排，導致軍方先走、外交人員和盟友在後的尷尬局面，國務院也因給曾幫助美國的阿富汗人批發簽證速度過慢而被詬病；國安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則被指責缺乏實際外交經驗，導致「理想目標與現實情況脫節」，還被部分共和黨人要求辭職。

拜登外交國安團隊的能力不符預期、情報部門的嚴重誤判以及未能履行「盟友外交」的承諾，都讓本來就對拜登「價值觀外交」成果三分懷疑七分歡迎的盟國，對其信任程度大打折扣。

「一個美國時代的結束」

美國未有協調盟友的倉促撤軍在多個盟國都引發震動，但震感在英國最為強烈，因為英國是出兵第二多、死傷第二多以及在2001年至2018年外國援助佔GDP第一多的國家。英軍隨美軍的倉促撤離讓該國感到過去付出付之東流。為此英國議會召開臨時會議，議員對首相發起時長7個半小時的猛烈攻擊。

其中英國前首相文翠珊（Theresa May）尖銳地指出，「我們的情報真的這麼差嗎？我們對阿富汗政府的瞭解是如此薄弱嗎？我們在當地的知識如此不足嗎？還是我們認為只要追隨美國，就會萬事大吉？英國只是美國的哈巴狗了嗎？我們為什麼不能在美國後退時，與北約其他國家組成聯盟（留守阿富汗）？」

英國議會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圖根哈特（Tom Tugendhat）更是指責美國擔當不再，「美國之所以強大、有影響力和富有，是因為從1918到1991年，以及在那之後，每個人都知道，我們可以依靠美國來捍衛和支持自由世界」，「在投入二十年和這麼多生命與努力後，美國突然從阿富汗撤軍，這將使世界各地的盟友和潛在盟友開始思考，他們是否必須在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之間作出選擇，他們也會意識到，一些民主國家已經沒有持久力了」。另一位保守黨前部長克拉克（Simon Clarke）說得更直接，「這是一個美國時代的結束」。

同時，德、法、歐盟和北約等領導人也表達了對拜登的失望。20年前出軍阿富汗的北約行動是該組織歷史上第一次引用「第五條規定」，即成員國受襲後的集體出兵，這代表了團結和友誼，但眼下撤兵時卻落得美國倉皇撤走、各國大難臨頭各自飛的結果。20年今夕對比，宛如美國實力不再、無法團結盟友的隱喻。

當然，拜登可以以「理念上正確、操作上失誤」為自己辯護。他從阿富汗的戰略收縮的確是美國實力已無法支撐起多面開戰的結果，但他同時也在努力集中精力加強本國建設，希望恢復美國榮光。因此，他從阿富汗撤兵以及時止損，收縮戰線至印太地區，集中精力與中國競爭；他如今加大國內基建、工業能力、科研、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也是撥亂反正，盡力消除自列根政府以來「新自由主義」所造成的「過度金融化」和「製造業空心化」的種種遺毒，旨在增強國力、修復社會撕裂與恢復民主體制活力。

不過，這些理念雖好，拜登在執行阿富汗撤軍一事上表現出的「眼高手低」、效果遠遜預期，以及其仍然明顯的本國優先心態，都讓盟友不僅懷疑，美國國內建設究竟將成效幾何？在美國對「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理念近乎信仰般的大氛圍下，國會兩黨能否把控好國內建設和印太地緣政治博弈之間的平衡？能否抗衡資本力量對輿論、政治的影響，管理好自己的「荷包」，避免像軍工遊說業促成阿富汗20年戰爭那樣，陷入又一個軍費投入與擴張的陷阱？其在印太地緣政治博弈時是否仍會像此次撤軍般忽略盟友利益？

這一系列不容樂觀的問題，讓對於加入拜登「價值觀外交」戰壕以及所謂「民主與專制之戰」本就有所保留的盟友，怎能不更加遲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