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核武政策・三｜美好的理想　矛盾的現實

當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2016年5月歷史性訪問廣島時，他留下了「美國必須要有勇氣擺脫恐懼的邏輯，追求無核世界」的名句，但激動人心的演講詞無法掩蓋現實的蒼白，比起2008年將無核世界作為競選核心的雄心壯志，其任內實際成就在各種束縛下可謂進兩步退一步，這番卸任前的廣島演講宛如其理想主義的餘燼。幾個月後，美媒就會報道指奧巴馬在內閣成員、軍方和盟友抵制下，放棄了宣稱核武「不首先使用」（No First Use，NFU）原則的願望。（系列文章之三）

時隔五年，奧巴馬曾經的副手拜登上位，又傳出其有意宣布NFU戰略的新聞。不過，NFU固然對全球和平大有裨益，但在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美國不安感強烈的大環境下，理想主義還有機會突破現實政治的重圍嗎？如果拜登像對待各種支出方案一樣，以圓滑但堅定的手段執意推動這一政策，由之引發的部分黨友、社會、以及盟友的反彈，又會否淹沒這一政策的好處？

兩派立場各異

當然，NFU支持者為理想主義，反對者為現實主義，只是普羅大眾直覺式的判斷。事實上，前者向來不滿被貼上理想主義者標籤，他們指出該政策有諸多實際好處：包括在中美長期競爭、朝核問題未解等地緣緊張局勢下降低各國核誤判乃至核戰風險；美國可更有立場推動核不擴散和減少核武，幫助逆轉眼下全球核彈頭數量增加的態勢，彰顯其維護世界和平的領導力。

另外，NFU政策或還會帶來美國戰略的轉變，因為若真正決心不首先使用核武的話，那麼核力量維持在「確保報復能力」的程度即可，而非佔據絕對優勢的「核致勝」標準，這不僅可以幫助美國從升級核武庫的天價軍費壓力中解放，將其用於基礎與民生建設，也可身先士卒地防止各國陷入軍備競賽的漩渦，從而促進世界和平。

不過，NFU的反對者往往斥之為天真，故有「理想主義」的標籤。他們強調美國放棄先發制人的核選項無異於「自廢武功」，不但會使需要核保護傘的盟國（如日韓）傾向自主研發核彈以自保，削弱核不擴散的目的及美國領導力，更會助長對手的氣焰，使之在無需擔心美國核打擊的情況下更大膽行動，例如換來朝鮮的得寸進尺以及中俄更多軍事行動，美國最大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2月一篇文章還指出「在美國放棄首先使用核武後，中國或會在武統台灣時更大膽」。

NFU反對者具天然優勢

儘管這些「現實主義者」的不少觀點有待商榷（例如美國難道無法通過外交行動解決朝核問題以及抑制盟友核試？美國為中國武統台灣一事使用核武的可能性本就不是趨近於零？），但他們訴諸的恐懼邏輯、以及將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上的優勢是強大的，使得NFU的理念和推行都面臨重重阻礙。

試想一下，在2016年中美關係尚為平緩之時，美國時任國務卿克里（John Kerry）在勸阻奧巴馬不要宣布NFU時，就引用了中國在南海擴大影響力的例子，認為該政策會削弱對中國的核威懾力。

而如今中美關係已緊張得多，美國上下對中國不斷增強軍力（包括增加核彈頭在內）的動作更為警惕，美媒更是「杯弓蛇影」到將中國風力發電廠誤認為導彈發射井的地步。在瀰漫着懷疑和忌憚的社會情緒中，許多美國人直覺式不相信中國堅持NFU原則的誠心，自然也對削弱自身核威懾力有直覺式的反對，乃至認為需要在核武等軍事方面加強對中國（以及俄羅斯、朝鮮等中國「擁核盟友」）的絕對優勢。

可以說，美國越是焦慮不安，NFU反對者的空間就越廣闊，現時美國民主黨內和社會各界支持NFU的民意基礎就顯然比四年前薄弱。雖然拜登未有像特朗普一般「妖魔化」中國，但他也在繼續訴諸「被中國趕超的恐懼」以凝聚社會共識，不過正如奧巴馬所言，這種恐懼的邏輯恰恰是美國追求無核世界的絆腳石。如果拜登自己言行都難以自洽的話，他又要如何在缺乏民意共識的情況下推進NFU政策呢？

更糟糕的是，反對NFU的「現實主義者」天然掌握主動權。因為如果美國基於戰略懷疑採取過度防禦或進攻性姿態，往往會激發對手相應的反應，這就使「現實主義者」的理論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例如不相信伊核協議的特朗普在退出協議後，最終促成伊朗將濃縮鈾豐度更進一步，這又被共和黨人作為伊朗違背承諾、不可簡單重返協議的理據。儘管這顯然並非美國現實主義者的成功、理想主義者的失敗，但能凸顯NFU反對者的固有優勢——也即他們掌握主動權，可以隨意顛覆NFU支持者的成果，而不會像對方那樣處於被動地位，聲譽和成果都被對手的行動左右，一旦對手採取挑釁行為就會被歸咎於是NFU減弱核威懾減弱的後果。

因此，儘管NFU的支持者並非全然「天真的理想主義」，該政策很可能為世界和平的帶來切實好處，但NFU的反對者在喚起恐懼邏輯和把握主動權上更具優勢，在如今中美競爭的大環境下更是如此。這就使得NFU缺少付諸實踐的空間，也無法在現實中展現出其優點，只能被打上難以撕掉的「理想主義」標籤。

若缺社會土壤　善政猶不可為

由此可見，即便是正確的政策，也很可能因缺乏社會土壤支撐而只能擱置。不僅如此，強推的話更可能引發更嚴重的反彈，以致於完全淹沒政策好處。假設一下，如果拜登堅持宣布NFU，這個本游離於社會熱點之外議題將迅速成為辯論中心，共和黨又有可以開炮的話題，目前兩黨可以算是相敬如賓的氣氛可能隨之坍塌，不利於立法進程和社會和解氛圍。想得更遠些，如果再有特朗普式人物當選，他就可以通過取消NFU而立刻提升地緣緊張氛圍，屆時帶來的風險可能會勝過拜登維持核政策原狀，那就是得不償失。

而不僅僅是NFU，拜登的一系列其他政策也蘊含着類似的風險。我們可以看到，拜登在推進其紓困法案、基建法案和家庭法案時一直非常堅定，少有顧及共和黨反對，即使是基建法案看似是通過妥協達成兩黨協議，但其中許多刪減的支出款項都直接轉移至3.5萬億美元的巨型預算法案內，並通過「預算和解」（budget reconciliation）方式在不需要共和黨一票支持的情況下強行通過參院投票，引發共和黨激烈反對。

而撇開強勢手段不說，光就內容而言，雖然該預算法案中3至4歲上幼兒園免費、幫助合資格移民入籍等等政策都於民有利，但也不乏兩黨長期分歧之處，令人擔憂這會否引發類似於茶黨運動的大規模反彈？

有時候，好的政策沒有空間得以推進，推行後也不能保證會得到好的結果。難以付諸實踐的善政理念只能年復一年被供在「理想主義」的神壇上，無法掙脫「天真」的標籤，也自然難與「現實主義」匹敵。類似的兩難局面不僅存在於美國，例如在緬甸，即使大多數民眾支持民主制度和「全民盟」，但在該國各族群軍閥割據、軍方大權在握的政治現實下，「全民盟」最終還是落得被推翻的命運。而如何在易於分裂的選舉民主中，培養適合理想主義的土壤並製造共識，是國際社會都需要努力的方向，放諸天下皆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