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釋李在鎔意味着韓國仍是「Samsung共和國」？
自韓國三星集團（Samsung）掌門人李在鎔今年1月因行賄案二度下獄以來，有關特赦的討論不絕於耳。雖然文在寅政府主張社會公義和財閥改革，並一度堅決否定特赦可能性，但三星半導體策略與國家發展方向的契合以及疫後復甦的需要，使得政府口風漸鬆，並最終在進步派團體堅持的「服滿刑期」和商界呼籲的「總統特赦」之間，選擇了「假釋」這一折中方案，將在8月13日放李在鎔重回自由。
李在鎔自2016年底被捲入朴槿惠閨蜜干政門以來，兩次入獄共服刑18個月，達到刑期六成，符合韓國假釋要求。不過儘管重獲自由，鑒於其違反的是《特定經濟犯罪加重處罰法》，刑滿後五年將受到就業限制，假釋期間海外旅行也受限，這意味着他依舊無法參與公司經營和海外會議，再加之他還有兩案在審，仍有重新鋃鐺入獄的可能。
不過，既然政府選擇假釋李在鎔，且法務部長朴範界明確表示決定是考慮到疫情對經濟影響等因素，政府顯然是有意提前放李在鎔出獄幫助振興經濟，那麼後續大概率也會在就業和海外旅行方面做出豁免，這就相當於是無需動用總統特赦權情況下的實質特赦。
該決定一出，自然引來進步派團體激烈反對，有律師團體批判這是對社會特權階級的特惠，將嚴重損害司法制度的公正性。進步派報章《韓民族日報》上月底一篇專欄也曾警告，文在寅的「嚴懲財閥犯罪、限制赦免權」競選承諾正成為風中之燭，若李在鎔獲釋，將進一步鞏固「果真是三星共和國」、「三星集團可以推翻大韓民國」的認識。
財閥權勢不似往昔
不過，假釋李在鎔真的代表韓國仍是「三星共和國」嗎？是，也不是。
說是，是因為去年營業額佔全國國內生產總值（GDP）12%的三星集團的確掌握國家經濟命脈，且三星5nm晶片生產線成功與否也關係着韓國半導體立國戰略的成敗。儘管三星每個部門都早已放權給專業管理者，集團在李在鎔入獄期間仍正常運轉，今年第一季度銷售額還取得史上同季度最好成績，但在國家疫後經濟復甦、大國爭相搶奪半導體技術制高點的關鍵階段，掌管着中長期投資計畫和大型收購案決策權的李在鎔不僅對三星來說至關重要，更是國家經濟命運和發展戰略的關鍵角色。
因此文在寅政府甘願冒支持者怒火而將其假釋，理由也是過往財閥們逃過法律制裁的「缺席危機論」，也即財閥掌門人對經濟過於重要而無法入獄，國不可一日無君，財閥不可一日無主。顯然，這與進步派對文在寅向財閥重拳出擊的期望相去甚遠，也讓他們發出了「韓國仍是三星共和國」的憤慨指責。
說不是，則是因為韓國財閥其實已不復我們印象中（或者說想象中）隻手遮天的情況，其權勢在文在寅治下已經明顯縮水。例如，雖然外界可能認為李在鎔判刑過輕，但至少他服刑期已達到法定假釋要求，並非財閥們過往通常無需坐牢或入獄遠遠未足刑期就獲得特赦。且其此前配合文在寅改革計劃和法院要求進行內部改革，包括引入外部律師成立「守法監視委員會」、放棄無工會鐵律，更重要地，他還承諾放棄「世襲制」，為韓國傳統大財閥首見。
反觀其父李健熙，雖在2008年被控逃稅（其逃稅額1,128億韓元遠高於李在鎔行賄金額86億韓元，當然兩罪輕重不同），但仍獲得「判三年緩五年」這一不成文的財閥優待而無需坐牢，時任總統李明博還在次年予其單獨特赦。今昔對比，可見財閥權勢已不似往昔。
老實說，韓國財閥掌握經濟命脈的現實註定了政府必須進行漸進式改革，且文在寅疫下推出的以數字經濟和綠色經濟為主的「新政」、以及半導體立國的長期策略，都需要財閥鼎立配合，使其投資和創新方向符合國家布局。而李在鎔雖然出獄，此後也需擔負起文在寅「工具人」的角色，往國家需要的方向使力，事實上，過往他已多次響應文在寅的投資要求。這體現了韓國政府與財閥的權力關係已然出現轉變，從財閥充當「經濟總統」、凌駕於法律之上，轉為政府引導財閥自我規範與投資。
初創公司蓬勃發展 或改寫經濟格局
當然，進步派團體的指責也不是沒有道理，文在寅從力主財閥改革、對財閥不假顏色，到如今為經濟需要而對財閥較和顏悅色、要求其大力配合產業政策，這種產業扶持策略本質上延續了六七十年代以來財閥經濟的模式，也會使掌握了更先進技術的財閥更深度地與韓國發展道路綁定，使財閥愈發「大到不能倒」，壓縮後來者改革的政策空間。
不過也應看到的是，文在寅政府同時也在大手筆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尤其是在傳統財閥壟斷程度不高的金融科技和電商等互聯網領域，更是培養了一批獨角獸企業（即估值超過10億美元，也即1.15萬億韓元的初創企業）。統計顯示，韓國獨角獸企業從文在寅上任前的2家發展到如今的15家，該國業已成為亞太第三大獨角獸企業聚集地，其中佼佼者包括金融科技公司Toss和快遞服務公司Kurly，至於更加大名鼎鼎的「韓版亞馬遜」電商公司Coupang和最大外賣軟件「外賣的民族」所屬公司Woowa Brothers，則已分別通過上市和被收購而脫離了獨角獸之列。
韓國作為一個人口僅5,000萬人的國家能迅速孵化出如此多獨角獸公司，與其高學歷人口、高消費能力與高質量網絡服務密不可分的同時，也自然歸功於文在寅政府的政策傾斜。
他一上任就將韓國中小企業廳升級成部級單位，提高人手和預算，該部門和金融服務委員會（FSC）2018年9月就推出了120億美元的創新基金，幫助有前途的初創公司融資。中小企業部去年又整合了各種補貼項目成立「K-獨角獸」計劃，幫助有潛力的企業發展，例如市值不足1千億韓元的初創公司入選「獨角獸幼獸」名單後可獲得最高3億韓元補貼，市值介於1千億至1萬億韓元之間的公司入選「預備獨角獸」後名單可獲最高100億韓元補貼，韓國表示預計在2025年之前選出兩類公司共1,000家，屆時將孕育出多少家超級公司難以想象。
除了大力補貼，政府也在規管政策上大開綠燈，例如當局自2019年起實行「規管沙盒」（regulatory sandbox），也即暫時對新產品和服務免除管制，讓公司像在沙地裏玩遊戲一樣實驗各種新想法，包括遠程醫療、共享廚房等等。如此寬鬆的創新條件加上政府的大力金援，也就源源不斷吸引國際資本湧入，反過來又激發了民眾創業熱情。根據官方數字，韓國2020年新成立企業數量比2016年時增長近三成至12.3萬家。如此發展下去，韓國傳統財閥主導的經濟體系無疑將變得更多元化，高學歷人才削破頭進財閥的就業難問題也將得到緩解。
不過，文在寅政策也有不足之處，譬如比起科技領域初創企業的蓬勃發展，數量更龐大的傳統製造業和服務業的中小企業則仍在掙扎之中。除了疫情重創之外，文在寅政府數次大幅提高最低工資（基本工資從上台前的6,470韓元增至明年預定的9,120韓元）、以及縮短每周最長工時（從最高每周68小時降低至52小時）的政策，雖然於民有利，但也成了中小企業主難以承擔之痛。如今財閥疫中高歌猛進和傳統中小企業掙扎復甦的對比，加劇了經濟不平等。
當然，文在寅五年任期之內能做的事有限，其財閥改革雖未達到進步派預想，但已是不俗成就，在培養初創公司方面也確實成績斐然，若政策能得以延續，長此以往將扶持出新一批巨頭，間接削弱傳統財閥勢力，使得經濟更加多元化、發展更加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