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拜會前戲：拜登的多邊主義　何以容不下中國參與？

7月26日，美國國務院副國務卿舍曼（Wendy Sherman）在天津與中國副外長謝鋒進行超過4小時的會談，後又與中國外長王毅會面。

此次會晤被外界視作「習拜會」前哨站，在中美博弈的風雲變幻下，乘載了溝通與磋商的可能意願。然就會談發展觀之，中美的分歧壓力依舊存在。謝鋒直指美方所謂「競爭、合作、對抗」三法系出同門，即對抗遏制為本質，合作是權宜之計，競爭則是話語陷阱。謝鋒進而批評美方既要壞事做絕，又想好處佔盡，「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

與此同時，謝鋒也提出兩份清單，一是要求美方糾正其錯誤對華政策與言行，二是中方關切的重點個案，加總共有26項。稍後王毅與舍曼會談時，同樣明確了三條底線，大抵是不得顛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制度、打斷中國發展進程、破壞中國領土完整等。

如此舉措，側寫了中方對美姿態的挑整。中美過去會談並非全無交鋒，但中國往往不輕易將摩擦見諸對外文件，為的便是維護中美關係的輿論氛圍。然而自安克雷奇會談起，中國顯然有意在形象上「打開天窗說亮話」，不願再單方維護中美關係的「一片和諧」，天津會談可謂繼承了此般外交力道。

而中國之所以會有這般變化，關鍵仍在拜登（Joe Biden）政府的系列動作上。

美式「多邊主義」狙擊中國

2020年美國大選結果底定時，曾有不少輿論期待拜登能破除特朗普（Donald Trump）標舉的單邊色彩，同時緩和中美關係。

而就拜登上任後的諸多舉措觀之，從確認續留世界衛生組織（WHO）、重返巴黎氣候協議、與俄羅斯延長《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New START），到緩和美歐關係等，拜登確實帶領美國重回多邊主義框架，然而中美關係並未由此緩和，反在新冠病毒溯源、香港、新疆與台海等場域中上演日漸激烈的交鋒。

如此變化，暴露了拜登政府的對華三大戰略失誤：既沒有對中國形成正確認知，也沒能找到與中國打交道的合適途徑，更無法走出特朗普的戰略陰影，以至其雖高喊「多邊主義」，卻只是在所謂「同質國家」間拉幫結派，並用非黑即白的狹窄視角，將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粗暴區分為兩大陣營：願意維持現狀的、懷揣「修正主義陰謀」的，而中國自被劃歸為後者的「主力陣容」。

在此脈絡下，所謂美國重返「多邊主義」看似春暖花開，實則註定要被解決「中國問題」的動機襲奪議程，無法聚焦解決新冠疫情蔓延、極端氣候乍起、脆弱國家暴力衝突頻繁、難民問題持續發酵、網絡攻擊無遠弗屆等全球議題。

世界只見加拿大於6月22日帶頭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狙擊新疆議題，卻不見歐美對於難民危機有何新解方，除了將其卸責給土耳其外；正如WHO於7月通過第二階段病毒溯源計劃，再次將武漢、尤其是武漢病毒所列為重點調查方向，而諸如動物與冷鏈傳播等途徑所獲關注，卻遠不如前述對中國子虛烏有的有罪推定。

拜登看似與特朗普不同，實在對華圍堵上有志一同，只不過手段互異，特朗普猛烈衝擊一中紅線，拜登便在台海議題上反覆橫跳；特朗普「單打獨鬥」，拜登則吹響集結號，加強與歐洲、印太盟友的協調，通過構建「民主國家聯合體」強化對中國的制衡。換言之，拜登政府的多邊主義雖有心懷天下的外殼，底色卻仍是鮮明的「大國戰略競爭」思維，不僅未將中國視為合作對象，反向其拋出了討伐檄文。

中美競爭去往何方

回顧中美過往互動，自1972年尼克遜（Richard Nixon）訪華、到2016年的特朗普當選，雙方大約走過44年的合作機遇期。在此期間，兩大判斷促使美國對中釋出橄欖枝，一是中國經濟崛起無法挑戰美國經濟優勢，二是中國將在經濟開放下逐漸採納西方的民主制。

然而伴隨冷戰結束、中國推動「一帶一路」計劃，上述兩大判斷顯然站不住腳，中國經濟不僅正在追趕美國，其政治體制也未向西方靠攏，而是維持了鮮明的中國特色。在此境況下，美國「世界第一」的認同感開始動搖，中國也從温和夥伴，被打成國際關係的「修正主義者」，成為繼蘇聯之後，美國意欲瓦解顛覆的戰略目標。

然而欲以「多邊主義」為幌子，對中國發動集團式「新冷戰」，當今美國註定要步履維艱。一來，過去蘇聯多年來皆非美國經濟對手，但中國如今在經濟上可謂已與美國持平；二來，冷戰下的美蘇將世界分為兩大封閉對立集團，但眼下中國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體系，是多國的最大貿易伙伴，想在如此局面下重塑陣營戰，美國若不是招來無數「口不應心」，便是只能拉攏諸如立陶宛這般，與中國並無深度經貿往來的反共小國。

平心而論，中國實力確實與日俱增，但世界已難回冷戰時的對立態勢。即便美國在要求高同質的多邊主義大旗下，能勉強建構所謂「西方集團」，但不論是北約、「五眼聯盟」或歐盟，其內部皆非鐵板一塊，更無法在對華立場上全然為美國國家利益服務。此外美方以己度人，在提防「中國集團」上惶惶不可終日，但事實上不僅前者並未出現，中國也不尋求建立集團。

長年以來，中國在參與國際建置上並無推翻現行制度意圖，「一帶一路」也不要求參與國政治選邊，更不涉及不平等與排他條約，甚至可說，鄧時代的改革開放，便是中國為適應多邊主義的「前期投入」；反倒是美國，屢在自我中心、單邊主義的大棒下，踐踏曾經標舉的規則，藐視曾經宣示的價值，時至今日，仍是一心要求集團鬥爭，多過解決人類的集體苦難。

大千世界的差異普遍存在，但有鑑於美國自身執念，其或許短期內都無法正確認知中國崛起，以至衝突仍會以各種形式竄出。然而這般競爭型多邊主義老路，已難如推倒蘇聯般，型塑統一對華戰線。拜登如今既想炒作台海議題，又怕被迫攤牌；既想與中國在某些議題上合作，又難超克國內輿論與政治環境，在不遠的將來，美國恐在上述困局內反覆擺盪，漸失多邊主義的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