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奧運｜壓抑冷清的開幕　難以提振的國運

東京奧運會賽事正熱烈進行中，中國運動員氣勢如虹，香港男子花劍代表張家朗更是上演驚天逆轉奪得金牌，獲得本港史上第二金，此等成績引發全城祝賀。而反觀東道主日本，雖然獎牌數同樣亮眼，但出於對東奧的排斥和開幕式的不滿，國家整體氣氛仍較為低迷。

可能沒有什麼比前首相安倍晉三放棄出席開幕式，更能說明日本高層曾對奧運會寄予的「提振國運」的厚望業已土崩瓦解。

安倍所代表的右翼政治世家力量，在2012年底重新上台後不到兩周就向國際奧委會遞交了申奧書，決心通過一場盛大的賽事來驅散3.11大地震、乃至三十年經濟停滯期的陰霾，像1964年東京奧運那般拉動經濟和恢復民族自豪感，從而一舉扭轉國運。在2016年裡約奧運會上穿着馬里奧玩偶服接棒奧運會的安倍，也無疑成為與東奧聯繫最緊密的政治人物。

正是懷着如此信念，安倍政府在去年疫情爆發之初仍堅持要如期舉辦奧運，直到多國代表團紛紛以退賽施壓才同意押後一年舉行。安倍本人雖因病於去年8月辭職，但仍擔任東京奧組委最高名譽顧問。儘管在開幕前，這次奧運因預算攀升、疫情反復、疫苗接種不如預期等等問題，而招致大多數民眾反對，安倍本月初還是語氣強硬地回應「只有反日的人才會強烈反對奧運召開」，將大多國民都打入不愛國的行列。

但最終，在政府因東京疫情高漲忍痛選擇無觀眾模式、註定這場奧運會血本無歸且蕭瑟冷清後，安倍這位一手促成東奧的「靈魂人物」，也在開幕式前兩天低調取消了出席計劃，似是悄然與這次愁雲慘淡的奧運會做出切割，以免其成為自身負累。安倍的舉動鮮明體現了這場奧運早已從「提振國運的象徵」淪為「誰沾誰倒霉的燙手山芋」。

「史上最糟糕的開幕式」

儘管安倍因臨陣逃脫而在網絡上被右翼分子大轟「叛徒」、「不負責任」，但在看完開幕式後，還是不得不承認安倍此舉十分精明。原因無他，開幕式水平實在讓人大跌眼鏡。

儘管外界理解因防疫需要而表演規模縮水、無觀眾的看台氣氛冷淡等等原因，但除了一閃而過的煙花和無人機亮點外，開幕式大多節目都呈現出陰冷、壓抑和敷衍的感覺，例如表現運動員居家訓練之苦的單人跑步機畫面讓人摸不着頭腦，森山未來的紀念亡者之舞更讓人毛骨悚然，很難讓日本及全球人民像菅義偉政府所聲稱的那樣汲取到任何戰勝疫情的力量。

溫和的評論家大抵將之形容為「暗淡的」（muted），而牙尖嘴利者就毫不客氣地稱「史上最糟糕的開幕式」、「像在殯儀館」。日本著名導演北野武更是直言道「開幕式有趣到讓我睡得特別好」、「之後出國都感到丟臉」云云，還要求奧組委退還納稅人的錢。

相關新聞下讀者也紛紛痛罵這種水平的開幕式根本不值165億日元（約11.6億港元），連帶着討論開幕式的創意總監、作曲家和導演先後因侮辱女性、校園霸凌和開納粹大屠殺玩笑而被炒魷的醜聞，以及奧運會會計部長上月自殺疑似掩蓋貪腐黑幕等等。可以說，這場不及格的開幕式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日本國民的不滿情緒和追責決心。

菅義偉民調跌至新低

在如此情況下，不像安倍那樣可以當甩手掌櫃的菅義偉就承擔了最大的壓力。他在開幕式上的恍惚表現已經引發眾多批評，當時在德仁天皇起身致辭時，他沒有按照禮儀同樣起立，直到身邊的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率先站起來後，他才跟着起身，立刻引發「失禮」的爭議。

另外，由於各國疫情嚴重，此屆奧運會僅有12名國家或國際機構元首出席，遠低於2008年約80名國家元首出席北京奧運會的盛況，本有意出席的韓國總統文在寅還因日方的輕慢態度和外交官粗俗言論而臨時取消計劃，使菅義偉政府原本的奧運外交計劃落空，也使得奧運氛圍更加冷清。

在開幕式之後進行的民調顯示，菅義偉的支持率已經滑落至34%的歷史新低，這也是自民黨自2012年重新掌權以來的最低點，這就充分說明了民眾對開幕式的不買賬。還有自民黨人士透露，安倍也正是料到這點，才沒有出席開幕式，以便今後拋棄民聲跌停的菅義偉，自行重新參選自民黨總裁。

至此，儘管賽事才剛剛開始，後續日本國民情緒或許會因獎牌數量而有所提升，也可能因疫情繼續升溫而更加怨憤。但無論如何，此次奧運會坎坷多舛的基調已經確定，政府逾200億美元支出和商界逾30億美元贊助因無觀眾模式幾乎血本無歸，提升國民士氣也是無從談起，所謂的逆轉國運更成了破碎的泡沫。

暴露深層治理危機

而此次東奧推後一年仍落得無觀眾模式且民情激憤這等最糟情形，也暴露了日本更深層次的危機。

例如，政客因沉湎於1964年的奧運神話以及未曾言明的國運論，而執著於奧運形式，儘管老齡化嚴重和普遍低慾望的社會已經很難通過大興土木而拉動經濟。而在新冠這等百年一遇疫情爆發後，政府也缺乏能力和魄力果斷止損。80年代末西方研究日本的扛鼎之作《日本權力結構之謎》一書曾指出日本沒有強大的政治中心，權力分散在自民黨、官僚機構和經濟團體之中，很少有真正的話事人。雖然這一情況在安倍政府加強內閣統治時期明顯好轉，但他一下台後，還是暴露出內閣缺乏權力的弱點。

菅義偉雖是首相，但也是黨內五大派閥的妥協產物，本人缺乏政治根基，這就導致居其位者沒能力拍板喊停、不居其位者無需承擔後果。這種錯位結構將糾結萬分的菅義偉政府推向東奧，以至於其直到7月20日仍稱不排除在最後一刻取消賽事，而非帶着破釜沉舟一定辦好的氣勢。而安倍眼看東奧註定失敗而臨陣逃脫擔責的做法，更突出了日本權責錯位的悲哀。

同時，受制於路徑依賴嚴重的官僚機構和強大的商業利益，日本政府抗疫效果雖說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但完全無法承擔起舉辦奧運會的嚴苛要求，這便導致最後奧運會只能採取無觀眾模式的下下策。例如，現代化速度緩慢的官僚機構仍在靠傳真傳遞數據、影響內閣對疫情全貌的認知，對外國疫苗異常嚴苛的審批程序也導致引進疫苗速度緩慢無比；而商業團體堅決抵制封鎖，則促使日本從未實行嚴格禁足令，這就註定了疫情反反復復，菅義偉在去年下半年疫情稍微好轉就推出的促進旅遊項目「Go to Travel」，更可謂重大政策失誤。

而前奧委會主席森喜朗歧視女性言論等一系列風波，就更是凸顯了女性社會地位較低、長者長期把權的「老害」現象等等社會問題。天價開幕式預算下埋藏的貪腐疑雲，也與自民黨黨內最近不斷爆發的金錢醜聞一併，提醒民眾貪腐問題仍不可小覷。

總而言之，與1964年東京奧運會展現出戰後復甦風采、成功提振國民精氣神的結果恰恰相反，此次的東京奧運只是暴露了政府權責錯位、政客魄力不足、抗疫受制於商業利益等諸多治理問題。不過，雖然遠未起到「提振國運」的作用，但此次東奧的失敗，也及時地為這個國家敲響了警鐘，提醒國民需要更深層次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