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罪教會就能淡化加拿大對原住民的惡行嗎？

近來，加拿大兩所原住民寄宿學校舊址共發現近千具骸骨，再次揭開了該國史上強制同化原住民的黑暗過往。總理杜魯多（Justin Trudeau）雖為這等「極度有害」的政策做出多次道歉，但對是否展開獨立調查、更清楚地還原真相表態含糊，反而是強調負責運轉寄宿學校的天主教會罪孽深重，要求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本人「在加拿大土地上做出道歉」，對政府的主導作用則避重就輕。
難道如此轉移焦點，就能掩蓋當局手上的斑斑血跡嗎？

自上月底原住民寄宿學校無名墓事件爆發以來，杜魯多政府屢次向公眾道歉，但大抵停留在「承認」層面，即承認政府過去數十載實行了可怕的政策，並感到痛苦心碎，但對於政府各部門具體的角色、以及更廣泛地系統性壓迫原住民的歷史未有深入提及，對於原住民活動家要求的「獨立調查」也未做出正面回應。可見當局比起更徹底地反思過往罪行，還是寄希望於通過表面上的道歉公關，抵住國內外眼下的譴責浪潮。

同時，加拿大政府還對天主教發起了攻擊，試圖讓教會更多地分擔輿論怒火。例如，杜魯多6月4日就自稱做為天主教徒，對教會這些年來未有公開道歉、抗拒公開寄宿學校歷史記錄的做法感到失望，更在6月25日進一步公開呼籲教宗「在加拿大土地上對加拿大的原住民做出道歉」。原住民服務部長米勒（Marc Miller）也指教宗不道歉是「可恥的」。

當然，教會開辦的寄宿學校是這些原住民兒童痛苦和悲慘的直接來源，但究其根本，難道不是當局《印第安人法》規定原住民兒童必須被同化至更高級的西方文明所釀成的災難嗎？當原住民父母不願和子女分開時，難道不是加拿大警方以武力闖入保留地擄走這些孩子嗎？當政府20世紀初明知這些寄宿學校條件極差、肺結核氾濫時，不依舊置之不理嗎？

因此，將輿論重點引至教會，無異於指責刀子殺人而非指責持刀的人，這種做法實為可恥。

長年制度性壓迫才是悲劇之源

如同其他建立在原住民痛苦之上的殖民國家一樣，加拿大對原住民的壓迫史要比建國史更長。早在1867年建國前，殖民當局就確立將不文明、不道德的印第安文化強制同化入更高級的白人基督教文明的指導思想，也即「殺死印第安人特性，拯救其靈魂」（Kill the Indian, Save the Man）。

雖然橫向對比來看，加拿大的做法沒有美國和澳洲那般血腥，該國以教化和壓制相結合，試圖通過教育給予原住民融入工業社會的知識和職業技能、壓制其文明以促進原住民走出叢林，以構建一個涵蓋全社會的「國家共同體」、且一勞永逸解決土地問題。不過，這份俯視「低級文明」的傲慢，以及暴力強制的手段，帶來的傷痛和隔閡遠勝過其執政者希望達到的同化交融的目的。

在1867年獨立的當年，議會就迅速通過了具有強烈種族隔離性質的《印地安人法》，其中規定將印第安人趕入保留地生活、禁止擁有投票權等，立法者稱該法旨在迫使（compel）印第安人放棄本土文明。

此後，該法多次加碼，包括禁止印地安人進行傳統的散財宴（potlatch）和太陽舞儀式，危害文化傳承；禁止印第安人在取得政府頒發的許可證前，私自離開保留地和出售農產品，將印第安人和外界更深地隔離開來；強制6至17歲的兒童（後擴張至所有未成年兒童）前往日間或寄宿制學校上課，在教授西方語言文化、強制學生改宗基督教的同時，嚴禁其使用土著語言和儀式，相當於實行「文化屠殺」。

臭名昭著的同化主義者、加拿大印第安人事務局1913年至1932年的副主管斯科特（Duncan Campbell Scott）就是這些政策的主要設計者之一。他在1910年曾冷酷地承認，由於肺結核氾濫，印第安人兒童在寄宿學校的死亡率比在保留地要高得多，數據顯示有部分寄宿學校死亡率高達四分之一，但「單憑這點並不足以改變政策，因為我們正在駛向印第安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該詞隨後被納粹借用於對猶太人實行大屠殺的代號，不僅給人以毛骨悚然之感。

可見當局明知學校異常條件惡劣，但仍熟視無睹，只要達到最後的文化同化目的即可，不過問題是，這些孩子比起學到能夠融入主流社會知識技能，印象更深刻的是體罰、強制勞動、性侵和病痛。

曾在寄宿學校上學11年的原住民托馬斯（William Thomas）就表示，他花了很多年才走出這段陰影，「有神父在周日做禮拜時稱呼我們為上帝的子民，其他時候則叫我們骯髒的印第安人。我們被綁起來毆打、被捆在旗杆上，上午和缺少學識的老師上半天課，下午被當做奴隸一樣勞動……」即使有不少學生試圖逃走，其中相當一部分又被皇家騎警搜尋並遣返回校——這些騎警也是當時武力將他們從父母身邊分離的元兇。

直到加拿大最後一家原住民寄宿學校在1996年關停之前，共有15萬名原住民兒童有類似的悲慘遭遇，其中至少4,000人未能走出學校，不少被草草埋在學校附近，這便是近來該國發掘出的骸骨來源。很顯然，該悲劇是加拿大官僚機構、立法者、警方、教會運營的寄宿學校多方系統性壓迫原住民的結果，教會是其中造成傷害的直接一環，但並非根本的一環。

遲來的正義仍有諸多不足

直到各國人權意識在二戰後有所提高後，加拿大才開始緩慢地取消對原住民的部分壓迫，例如在1951年允許印第安人進行傳統儀式，1960年允許印第安人享受投票權，1985年允許印第安人婦女嫁給非原住民後依然保留原住民身份等，但官方很長一段時間還是對這段黑暗的歷史諱莫如深。

即使加拿大前總理哈珀（Stephen Harper）在2008年歷史性地對寄宿學校的倖存原住民道歉，且其政府2008年至2015年成立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C）詳細整理了倖存者的悲慘經歷，政府也開始賠償受害者，但在此過程中當局遮遮掩掩以及使用各種手段減少撥款也是常態。

例如，TRC早在2009年就申請150萬美元經費，用於調查寄宿學校的學生墓地位置，但被哈珀政府拒絕，否則此次發現的兩座無名墓有望早就重見天日。此外，哈珀政府亦不配合交出加拿大圖書和檔案系統中上百萬份關於原住民寄宿學校的文件，直到2013年法院勒令渥太華有義務交出資料，當局才做出退讓。重重阻礙導致TRC最後於2015年的公開的總結報道，僅以倖存者口述史為主，而缺乏對政府和議會內部政策制定的系統性反思。

即使是2015年競選時矢言全數滿足TRC的94項倡議的杜魯多，也未做出一番大成績，例如據聯合國2019年統計，政府不過完成其中10項倡議。另外，當局從2016年就推出重磅立法，即符合《聯合國原住民權力宣言》的C15號法案，但至今也未能立法成功。此外，政府雖然早在2019年預算中就撥出3,300萬美元用於定位學生墓地，但迄今只花了不過600萬美元，等到近來事件出爐後才匆忙表示會立刻撥出餘下款項。

類似的是，杜魯多對原住民的其他承諾也是「說得多做得少」，例如其2015年宣稱要在2021年讓所有原住民都有穩定清潔水供應（這在水資源豐富的加拿大何其諷刺），但該計劃完成日期在上月被推至2025-2026年。再譬如杜魯多在2016年就成立調查組調查原住民女性失蹤和他殺高企的原因，但在報告出爐兩年後，近來原住民權益問題被推到風口浪尖之際，他才在本月承諾會撥款解決該問題，且仍缺乏具體政策，頗似只是為了平息輿論壓力的附帶之舉。

杜魯多政府雖然過去幾年將原住民權益掛在嘴邊，但實際既沒有更深入地反思政府罪惡，又未在切實提高原住民生活質量上取得明顯成果，如今在學校骸骨事件中遭受口誅筆伐後，還試圖將壓力更多地轉移至教宗頭上。在中國等國於聯合國要求加拿大政府徹查這段黑暗往事時，其憤怒反擊「我們有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你們在新疆問題上有嗎？」也顯得蒼白無力。

畢竟這種姍姍來遲的、大抵停留在表面層次的程序正義，只是該國政客為了盡快掃掉華麗道德外袍下爬滿的虱子，而非真心補償受害者的血淚。在加拿大為過去罪惡做出真正反思、拋棄這種表演式政治之前，它將一直面臨國際社會的拷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