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當前　印度何以深陷内鬥難齊心？｜地理看世界

近日，印度慘烈的疫情牽動着全球民眾的心，醫院外痛哭的家屬、卡車內堆積的屍袋、24小時作業的火葬場上空騰起的黑煙，都讓陷入抗疫疲勞的他國民眾再次震驚於疫情的險惡。
在歎息於人生命之脆弱之餘，我們同時也望向焦頭爛額的印度中央與地方政府，其在面對此輪疫情時表現出的低效和互相攻訐，映證了外界對印度「散裝國家」的印象。而這種「散裝」特性或許可以從地理上找答案。

印度較軟弱的中央政府和地方各自爲政的特點，一直被認爲是國家集中力量發展的阻礙，這點在疫情當前也暴露無疑。

例如，在4月初疫情最先席捲反對黨把持的馬哈拉施特邦（Maharashtra）和恰蒂斯加爾邦（Chattisgarh）時，兩邦怪責中央政府分配疫苗不力，莫迪政府的衛生部長就指責這是兩邦在轉移抗疫不力的焦點。中央政府同時為迎合印度教徒票倉，放任自己地盤北阿坎德邦（Uttarakhand）舉行印度教慶典「大壺節」（Kumbh Mela），並為在西孟加拉邦（West Bangel）地方選舉中扳倒地方反對黨而舉行多場政治集會，即使在西孟加拉邦選舉委員會4月16日收緊了集會限制後次日仍舉行了大規模拉票。這種中央和地方政府抗疫不同調的例子比比皆是。

另外，印度氧氣短缺問題也凸顯了中央統籌失職。印度最大制氧公司Inox空氣生產公司（Inox Air Products）的主任Siddharth Jain在4月20日就指出，「全印度每天生產7,200公頓的液體氧氣，完全能應付各地總計5,000噸的需求。」但由於印度疫情中心位於西部的馬哈拉施特邦、北部的北方邦（Uttar Pradesh）和首都德里，而生產氧氣工廠多位於東部，加上運氧的低溫儲存罐供不應求，因此西部和北部「缺氧」嚴重。而中央政府顯然未做好相關預案，沒有提前採購好低溫儲罐，且直到4月19日（當天日增確診破25萬）才開始統籌調配運送氧氣專列。

在缺乏中央協調、全國氧氣分配存在系統性障礙的情況下，各邦自然就發生了阻止氧氣出口、指責中央政府將氧氣配額轉移給自家地盤的情況。

如此鬆散而對立的央地關係以及各邦內部關係究竟是如何演變而成的？讓我們將目光投向印度地理。

印度次大陸的致命缺口

從地理來說，印度次大陸其實很有利於建立一個中央集權國家。其東西南三面環海，北部又有高聳入雲的喜馬拉雅山脈將其與外界隔開，西北部也有海拔5,000米以上的興都庫什山脈和海拔2,000米以上的蘇萊曼山脈做為天然屏障，可謂天然就自成一體。

但就歷史而言，印度次大陸卻一直被各方入侵者輪流佔領。一種較為常見的解釋是將其歸咎於興都庫什山脈的開伯爾山口（Khyber Pass）。生於印度的英國小說家吉普林（Rudyard Kipling）曾形容該山口為「群山被劍劈開」,也正是這個最窄處不過600米的山口，成為印度次大陸在西北方向的致命缺口。

從公元前1,500年本在中亞遊蕩的雅利安人，到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2世紀間的希臘人、安息人和貴霜人等外族，到公元8世紀打着「聖戰」旗號而來的阿拉伯人，再到16世紀南下建立了「莫臥兒帝國」的突厥化蒙古人，這些北方而來的征服者都是通過開伯爾山口進入印度次大陸，而一旦踏足入內，眼前就是一馬平川的印度河平原，他們向前挺進再無障礙。而原居於北方的印度土著達羅毗荼人只好被迫逃竄至南方。

同時，由於印度次大陸北方的印度河平原和恆河平原土壤肥沃，而中南部的德干高原久經侵蝕、坑坑窪窪，入侵者通常安於北部，缺乏動力越過中部東西走向的溫迪亞山脈（Vindhya Range）和薩特布拉山脈（Satpura Range）繼續征服南方——這兩條最高點不過750米和1,350米的山脈是印度南北分界線，也給了達羅毗荼人在南方生生不息的空間，北方侵略者中只有德里蘇丹國在1320年至1336年、以及莫臥兒帝國在17至18世紀越過德里高原征服了南方腹地。

自開伯爾山口而來的形形色色的北方征服者，都在印度次大陸留下了其特有的印記。而在被征服間隙發展起來、或是與征服者共存的各色本土王國，也在長期的諸侯割據狀態中，演化出各種語言文化，這就導致了印度宗教、語言和種族碎片化嚴重。這個歷史上鮮少出現大一統國家之地，在被英國殖民者劃定為一個國家之後，黏合起鬆散的各地區自是甚爲艱難。

宗教矛盾重新抬頭

從宗教來說，儘管印度宗教繁多到有「宗教博物館」之稱，以旁遮普省為據點的錫克教也因其分離傾向一度是中央政府的心腹大患。但印度宗教問題主要還是印度教-伊斯蘭教的分野。其中，印度教源於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帶來的吠陀文明，該文明一大特點就是雅利安人為保持血統正宗性、防止與當地更黑更矮的土著通婚而建立起的「種姓制度」。

伊斯蘭教則由西北方向而來的阿拉伯人和突厥化蒙古人帶來，由於其沒有種姓之分，因此吸引了大量低種姓者改宗，且因這些入侵者權力中心均在北方，穆斯林也多聚集北方。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東北部的恆河三角洲，該地區土壤肥沃又有天然良港，民衆改宗一面受到早在9世紀從海路而來的阿拉伯商人的薰陶，一面又有阿拉伯人13至16世紀建立的德里蘇丹國，和17至19世紀莫臥兒帝國由西向東擴張推動伊斯蘭教，因此成了穆斯林的又一大本營。

不過英國殖民者從19世紀中的統治打破了原有平衡，在其拉一派（印度教）打一派（伊斯蘭教）的策略下，印度教徒重新在其神聖的恆河流域做大，穆斯林則退居至西北印度河平原和東北的恆河三角洲。本就因莫臥兒帝國後期不寬容的宗教政策而結怨的兩教矛盾越發突出，並在1946年加爾各答爆發教派大屠殺、三天内逾4,000人喪命時達到了血腥的高潮。後來的歷史我們也都清楚——次年印巴分治，成立了以印度教徒為主體的印度，以及穆斯林為主體的巴基斯坦（包括印度河平原爲主的西巴基斯坦，以及恆河三角洲區域的東巴基斯坦，後者在1971年獨立成孟加拉國。）

此後，印度本土殘留的穆斯林成了不足兩成的絕對少數群體，只在印巴爭議的克什米爾地區、以及靠近孟加拉的西孟加拉邦和阿薩姆邦比例明顯更高。雙方衝突仍然時而有之，超過1萬人自1950年以來死於宗教衝突。糟糕的是，在印度教優先主義者莫迪2014年上任以來，宗教衝突明顯抬頭，尤其是其2019年推行排斥穆斯林的《公民身份法》引爆多月示威，阿薩姆邦和西孟加拉邦都是示威中心。

另外，由於穆斯林相對而言較高的生育率，目前印度穆斯林的比例正在逐漸升高，例如2011年的官方普查顯示，穆斯林比例已從10年前的13.4%上升至14.2%，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預計在2060年，其比例會升至19%。彼時宗教之間的矛盾可能會愈發突出。

割裂的語言系統

印度内部矛盾除了錯綜複雜的宗教關係，語言的問題也十分尖銳。該國現有22種官方語言（實際語言達到300至400種，各色方言更是多如牛毛），且都有不同的字母系統，阻礙了內部人員流動和融合。正如我們此前所說，由於開伯爾山口這個致命的缺口，侵略者總是從北方而來，本地土著則移向南方，因此形成了北方持印度-雅利安語系（以印地語為主），南方保留了原始的達羅毗荼語系（例如最南方泰米爾邦納德邦的泰米爾語和安得拉邦的泰固盧語等），兩個語系可謂天差地別。

由於語言往往是群體身份認同的利器，在印度建國初期，地方紛紛要求按語言區建邦，還為此爆發過不少騷亂，因此中央政府也大體採取了這一原則，但該原則反過來也阻礙了推行通用語言的難度。目前除恆河平原上的北方七邦以印地語為主以外，其他邦大多有除印地語和英語之外的獨特官方語言，這也導致了南北流動性存在阻礙，不少北方人對去語言不通的南方打工望而卻步。

印度2018年才公布的2011年普查數據就指出，全國43.63%以印地語為母語的民衆基本集中在北方，而最南方的泰米爾邦納德邦，只有2.11%的民衆將印地語作爲自己前三種語言選擇，可見南北差異之大，該邦由地方政黨把持也就不足爲奇了。至於東北大邦阿薩姆邦，在中央政府多年的移民同化策略下，也只有25.24%民衆將印地語作爲前三種語言選擇。

而在歷史上與印度次大陸並無甚交集，強行被英國殖民者劃入印度的東北七邦（中方稱東北六邦，因其中藏南地區存領土糾紛）就更是如此，這塊土地與印度本土被孟加拉隔開，只靠一條長22公里、最窄處僅23里的西里古里走廊（被戲稱為雞脖子）相連，鑒於其地理位置緊靠中國西藏和緬甸，所持語言也受到藏緬語系的強烈影響。因此印度各地之間語言交流障礙可想而知。

事實上，印度東北的問題除了語言分野的維度，還有人種分野，由於從雲南而來的傣族人在13至18世紀於該地區建立了強大的「阿姆洪王國」，因此該地存在大量亞洲蒙古人（即黃種人），與印度次大陸上的印度雅利安人種和本土達羅毗荼人種存在明顯差距。儘管阿姆洪人比例早因各色移民湧入而明顯稀釋，但印度本土人還是對東北地區存在歧視情緒，包括故意稱其為「中國佬」等。

在印度各地宗教、語言乃至人種都存在明顯差異的情況下，打本土主義招牌的地方政黨在地方選舉時受到青睞就也不足爲奇了。目前印度29個邦中有11個邦被反對黨把持，其中7個都是地方主義政黨，其中最排外的莫過於執掌經濟中心馬哈拉施特邦的「希瓦吉之軍黨」（Shiv Sena），該當歷史上曾對前來該邦務工的外地人進行大規模暴力驅離，主張加强其特有的馬拉地語的主導作用。

在如此背景下，各邦抗疫各自爲政、央地之間互相卸責推諉的情形也就讓人毫不意外了。尤其是印度如今全境淪陷，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場景難以上演，在不斷内部攻訐聲之中，印度如何才能集中力量控制疫情？可能外界只能寄希望於此次疫情能像第一波疫情一樣神奇地、難以解釋地自行消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