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十年將決定中美新能源革命之勝負

4月，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公布了美國新的減排目標，即在2030年將美國碳排放量較2005年水平低50%至52%。這基本上是奧巴馬簽署《巴黎協定》時減排目標的兩倍，當時美國承諾到2025年減排25%至28%。從拜登的在國內外重新佈局來看，從這次白宮氣候峯會開始，以格拉斯哥氣候大會為契機，中美在氣候領域將開啓又一個十年的博弈。

按照拜登的方案，美國要在2050年實現溫室氣體零排放。在美國的斡旋和施壓下，日本、加拿大等國提高減排力度，也承諾40%至50%左右的減排力度。但是，中國、印度和俄羅斯並沒有宣布新的減排目標。

如果説2009年的哥本哈根氣候峯會，是凸顯以美歐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和中國、印度和巴西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道義上的爭奪。那麼，下一階段的氣候合作與博弈，在延續這種道義之爭的基礎上，將更多地體現中美兩個大國在國內外新能源革命領域的激烈競爭。在地緣政治、意識形態鬥爭和國家利益衝突愈發激烈的當下，氣候變化雖然能夠疏通中美，但囿於各自不同的發展階段和利益考慮，已然成為大國博弈的新的主戰場。

美國力保領導力不失

本世紀20年來，美國在氣候問題上的立場搖擺不定，政策頻繁更換，尤其是保守派總統質疑美國應對氣候問題的科學性和緊迫性。前總統小布殊（George W. Bush）和特朗普（Donald Trump）先後退出了自由派主政時簽署的《京都議定書》和《巴黎協定》，一定程度上導致美國在氣候問題上喪失領導力。

此次拜登主政後主持國際氣候峯會，還是近來一段時期盟友及價值觀外交的延續，旨在重獲國際社會信任、重塑美國的領導力，掌控氣候問題上的話語權，同時將新能源經濟和國內投資掛鈎，加大美國和中國的競爭力。

和美國在氣候問題上的搖擺與失信不同，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更為積極主動，且恪守承諾。自1994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到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再到2015年的《巴黎協定》，中國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姿態已經由被動參與轉變為積極參與。

2015年通過多邊外交促成《巴黎協定》的那個中國，已經不同於在2009年的聯合國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與美國激辯、拒絕讓步的那個中國。隨着全球氣候治理被寫入中國憲法和政策文件，現在的中國已經由積極參與者轉變為積極的引領者。

早在拜登勝選後上台前，習近平就已捷足先登，在2020年氣候雄心峯會上宣布，到203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25%左右。這都凸顯出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主觀意願和主動意識。

從將生態文明寫入「十三五」規劃，到「十四五」規劃當中應對氣候變化的能源和電力專項計劃，再到將堅持遵守《巴黎協定》承諾和「兩個一百年目標」對接，都可以看出，習近平政府已經將應對氣候變化當做一個戰略工程。2018年，中國還專門成立了生態環境部，保持和外交部在氣候問題上的緊密協調。

短短十年發生身份轉變，並非外界壓力所致，更非美國逼着減排，而是中國根據內外需求及環境變化做出的戰略調整。一方面，中國民眾對環境和空氣質量的要求以及對生活幸福感的追求都有所提升；另一方面，在中國官方看來，社會發展、環境治理、經濟增長和氣候變化息息相關，應對氣候變化也是國家治理的過程。因此，兑現相關承諾也符合中國國內的發展需要。

誰能贏得新一場產業革命

事實上，氣候變化根本上還是個經濟問題。低碳經濟、綠色就業、綠色經濟，已經成為國際競爭的新主題。習近平經常強調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拜登推動減排目標，投資綠色經濟，都能體現這一點。尤其是美歐經歷經濟發展困境後，都在尋找後石油經濟和後疫情時代新的經濟增長模式。就在拜登主持氣候峯會之際，美國財政部宣布設立「氣候中心」並任命首位「氣候顧問」，以協調整個部門應對氣候變化的經濟政策。

所以，中美在傳統經貿領域引發的地緣政治博弈，在氣候問題上也會呈現。

對於中國的減排立場，美國始終抱有不滿。為了施壓，不排除美國對中國新能源汽車和可再生能源設備加徵關稅，並加大對中國一帶一路海外煤炭項目投資的抵制。《紐約時報》等美國媒體已經盯上新疆生產的太陽能電板。美國就是想借着氣候議題打壓中國在新能源領域的工業化，為自己推廣新能源革命爭取時間。

如果説中國等新興經濟體錯過了讓西方發達經濟體受益的工業革命，那麼在綠色能源經濟為主的新產業革命，中國等新興經濟絕對不能落後。所以，今年11月的聯合國格拉斯哥氣候大會見非比尋常。未來十年，將是新能源經濟發展的關鍵期。相關氣候變化減排指標的設置，直接關係到中美領導權和話語權之爭。誰能引領這場革命，誰就能在地緣博弈中佔據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