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疫情擊碎的印度大國夢

4月上旬起，「新冠海嘯」席捲印度，確診病例數先是在4月5日打破印度本土紀錄，來到日增10.3萬的新高峯，又在疫況失控後，一路飆升到了30餘萬，連續刷新全球單國單日新增確診峯值。

而在冰冷數據下，現實遠比統計結果駭人。馬哈拉施特拉邦、古吉拉特邦、北方邦和新德里等重災區，相繼出現醫療系統崩潰的現象，病牀、藥品、氧氣和疫苗持續短缺。火葬場則晝夜運轉，但仍有許多遺體排不上隊，只能交由家屬自行火化，公園、街頭、河畔由此煙霧迷漫，側寫悲劇的無處不在。

根據印度政府4月25日的預測，此波疫情高峯恐要待至5月中旬，彼時全印每日新增確診病例數將高達50萬例。故眼下苦痛即便深切，卻仍是山雨欲來前夕。而回顧印度建國以後的內外表現，不論總理為誰，成為「南亞第一大國」的夢想始終在懷，故其不僅視泛印度洋地區為勢力範圍，更與中國屢屢發生邊境衝突，甚至積極配合美國印太戰略，在四方會談（QUAD）的場合中活躍發聲。

然而此次疫情的爆發，不啻是「旱地一聲驚雷」，既暴露印度內部嚴重的治理弊病，更讓其懷揣已久的大國夢，碎在了病毒的無情鐵蹄下。

龐大的解封壓力

細究此次印度疫情炸裂的根源，原因有三：過早解除隔離與社交限制、疫苗施打速度過慢、變種病毒蔓延。而其中變種病毒的增生，又與傳染速度過快有關，故促成此次悲劇的關鍵，仍在限制不力、疫苗覆蓋緩慢兩大因素上。而這兩大現象背後，皆與印度的幽微缺陷相關。

由於印度特殊的地域發展不均、社會階級結構，其雖擁有龐大的年輕勞動人口，卻多是需要進城的農民工。這股進城潮不僅撐起印度的服務業，也支持印度的工業體系緩步前進，更是諸多印度中產與精英的生活基礎。然而疫情來襲下，新德里等大城普遍出台嚴厲封鎖措施，致使大批農民工生計無依，僅能徒步千百里歸鄉，以在農村自食其力、獲得些許温飽。

但農民工一離開，大城市便彷佛被抽離運轉齒輪，不只諸多生活機能就地荒廢，產業主更是叫苦連天。而印度看似是全球第六大經濟體，整體結構卻相當脆弱，農民工的待遇雖差，卻不可或缺。故在疫情剛有好轉時，不少城市企業主便派車下鄉接回農民工，從而註定了反撲的必然。在強大的復工復產壓力前，防疫缺乏盡善盡美的空間。

而伴隨城市機能的復甦，各種集會活動亦是春風吹又生，例如4月遇上的印度教盛典大壺節（Kumbh Mela），便聚集了上萬人於恆河洗浴。儘管政府已強制削減參與人數，並要求與會者遵守安全社交距離，但就實際結果觀之，如此要求顯然緣木求魚。本就未被全然撲滅的疫情，終究伴隨城市活動的運轉而復起。

破碎的半現代國家

但平心而論，倘若印度具有中國的防疫條件，例如健康碼、防疫足跡追蹤、高防疫動員力、積極疫苗施打等，則復工復產造成的反彈還不至於如此劇烈。然而正因印度本質尚是「破碎的半現代國家」，故過急開放防疫限制，便形同前功盡棄。

首先，印度建國以來，各邦的區域主義始終濃烈，不僅中央政令難通地方，邦內勢力亦是盤根錯節，時常與中央、他邦相互掣肘，致使防疫措施成效不佳。由此次解封進度觀之，各邦規範不一，且缺乏城市與農村的相互協調，甚至多有陽奉陰違的現象，爭搶物資與疫苗更是屢屢發生。

而疫苗的緩慢施打更暴露了印度的低水平治理能力。2021年1月16日，印度在全國範圍內啓動新冠疫苗接種工作。按計劃，首日應有30萬人完成疫苗接種，但最終僅有19萬人在當日成功接種第一劑疫苗。

關鍵原因，一來是印度仍是智能手機普及率才剛過半的國家，諸如健康碼、防疫足跡追蹤等措施根本難以施行，許多人民若無地方長老與街坊相告，根本不知政府啓動了大規模疫苗接種計劃；二來儘管染疫可能致死，但人們對接種疫苗的健康疑慮亦不低，導致不少人即便得知政府推廣疫苗接種，也不願前來施打。印度又講求民主程序，故也僅能以「積極鼓勵」取代「強制安排」。往復之間，白白錯失了防疫機會。

從產業與城鄉結構衍生的復工復產壓力，致使印度無法長期封鎖人羣與農民工流動；然而與此同時，疫苗、數字化防疫措施等防護網又準備不及，甚至破漏百出，這才有了此次失控的新冠海嘯。若只看經濟與軍事數據，印度或許是南亞一方雄國，但若不改善此次疫情所暴露的內部陳弊，包括城鄉發展不均、各邦自行其是、數據治理能力等，其大國夢終將只是政治人物言詞間的鏡花水月，註定要在危機的往復間，淪為幻惑人心、但實際無為的海市蜃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