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伊朗25年合作大計僅是起點　兩國關係尚有大山要過

伴隨中西近期的棉花論戰，新疆爭議再成輿論焦點，但中國外長王毅的中東六國行顯然未受影響。除沙特王儲於3月25日對中方對涉疆立場表示支持外，此次最受矚目的外交進展，當屬王毅於3月26日至27日訪問伊朗期間，雙方簽署的25年《全面合作計劃》。

綜觀中國與伊朗的雙邊互動，上述的25年計劃早在2016年便已初具雛形。然而中伊關係的發展既受某些內生結構箝制、亦受國際局勢影響調動。在顧及民意、耕耘歐美關係的考慮下，伊朗裹足不前，中方亦是孤掌難鳴，故25年合作計劃自2016年起便持續消沉，直至特朗普（Donald Trump）執政中期，美伊關係重挫，美中關係亦跌至近年低谷，25年計劃方有了起死回生的可能。

在美國的重拳出擊下，同為苦主的中國與伊朗逐漸靠近。自2019年伊朗外長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訪華起，伊朗政界便開始運作25年計劃的談判與簽署；2020年7月，《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等外國媒體紛紛披露所謂「合約細則」，內容包括中國得以優惠價格獲取伊朗石油，並投入銀行業、電信業、港口、鐵路等在伊建設項目。然中方態度十分低調，並未直接響應這般報道，消息再度沉寂，直至此次王毅出訪，才終告塵埃落定。

對比2016年、2019年與2021年三個轉折點，中國與伊朗的5年結盟路走得百轉千回、高潮迭起。但眼下雙方雖能暫時攜手，中伊關係的結構障礙仍然存在，雙方究竟能將合作深化至何種境地，有賴各自投入，以及對國際關係的審度與倚仗。25年的經營藍圖，眼下仍是任重而道遠。

往來但疏離的夥伴關係

論及中伊關係的互動結構，伊朗的疏離始終是條難以逾越的鴻溝。

回顧25年合作計劃的緣起，可溯及中國與伊朗於2016年建立的「全面戰略伙伴關係」。彼時正逢中國推動「一帶一路」第3年，伊朗核協議也於該年1月正式生效，對中國而言，其欲加深在中東的項目推進，適逢伊朗制裁逐漸解禁，雙方接觸順理成章。故2016年1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中東三國時，伊朗成了繼沙特與埃及後的行旅終點，中伊更在1月23日於德黑蘭發表《關於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係的聯合聲明》，是為1971年8月16日建交後的一大飛躍。

然而雙方進展之所以在2016年簽署協議後急速煞停，關鍵便是伊朗的退卻。首先，在伊朗的民意光譜上，對中國持負面觀感者仍有一定比例。究其根源，中國與伊朗政府雖有合作，民間交流卻不甚熱絡，故民眾對中國的瞭解大多停留在想象階段：其或從冷戰與伊斯蘭信仰視角出發，把中國看成高舉共產主義的無神國度，徑自為其貼上邪惡標籤；或全盤接受西方媒體形塑的「新帝國主義」形象，即便中國投資在國際制裁壓力下，為伊朗注入了經濟活水，民眾反將其視作「債務外交」、「趁機掏空」的表現。

在此脈絡下，操弄反中情緒成了伊朗政治精英的博弈籌碼之一，此舉亦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政府對中交好的力道。以伊朗前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2005-2013）為例，在其任內，中國成了伊朗的主要貿易伙伴，中伊更於2009年簽訂價值170億美元的經濟合作協議；然2020年中伊合作計劃新聞曝光時，人走茶涼、有意復出的艾哈邁迪內賈德卻重炮抨擊現任總統魯哈尼（Hassan Rouhani）政府喪權辱國、出賣伊朗主權，並誇大計劃內容，既順利爭取曝光度，也在民間激起不小反對聲浪，更讓西方媒體大做文章，將輿論方向導往「帝國主義降臨伊朗」上。

其二，在伊朗的外交決策中，中國長期位處邊緣，美歐則始終長居版圖核心，伊朗亦長年自認為西方圈內人。自艾哈邁迪內賈德起，伊朗開始推行「向東看」的外交戰略，此舉雖説是為對西方打壓的反制，卻恰好突顯伊朗仍自視西方國家的潛意識。在其眼中，中國、印度、俄羅斯等「東方國家」乃是助其突破「其他西方」包圍的必然選擇，卻不是能完全替代西方的新夥伴。

故2016年，面對中國的示好與解禁制裁後的歐美，伊朗迅速轉向了後者，中伊25年合作計劃只能急速冷卻；2019年的忽然回暖，則是因特朗普對伊朗的極限施壓，德法等國無力回天，其這才又向東發展，重提塵封已久的中伊25年合作計劃；2020年伊朗主動將此訊息高調釋放給外媒，乃是瞄準年底即將到來的美國大選，意在示警候選人：當選後若不重返核協議、解除經濟制裁，伊朗恐與中國越走越近。

而後續發展果然一語成讖：拜登（Joe Boden）縱有意重返，卻因中東盟友與共和黨人的雙重壓力，卡在核協議的門坎上進退兩難，伊朗的忍耐也終於到達極限，25年合作計劃這才水到渠成。

中國與伊朗間的美國魅影

而從中國的視角觀之，在通往德黑蘭的旅途上，除有「沙特觀感」的碎石地段，「中美關係」這座大山亦是不容小覷的挑戰。

早在2016年伊朗核協議生效前，中國針對伊朗的外交決策便大致分為三條路徑，一是根植於毛澤東《三個世界理論》的思維，認為中國必須力抗美國製裁、支持伊朗；二是由國際關係現實主義視角出發，認為在維繫中美關係的前提下，中國不該在伊朗議題上與美交惡；三則是騎牆主義，認為中國應在美伊之間維持相對中立的角色。

而上述思維的實踐結果，大多落於二與三的混合地帶，即中國儘管與伊朗建立緊密經濟聯繫，行事卻十分低調。例如直至核協議生效後，方於2016年安排元首出訪行程，距離中國國家主席上次造訪伊朗，已過14年之久；2020年7月，伊朗主動高調釋出25年合作計劃談判進度，但彼時中美正值關係低谷，台海情勢更是戰雲密佈，中國顯然不欲在伊朗議題上橫生枝節，故其並未隨之起舞，對談判進展更是三緘其口。

而此次25年合作計劃的簽署，王毅出訪前亦是未透半點風聲，且中伊外交部至今尚未發佈有關此計劃的詳細文本。而面對西方媒體筆下諸如「石油人民幣結算制即將成立」、「中國或將租借伊朗港口」等渲染式報道，中國的聲明亦是相對內斂：「此份計劃意在挖掘兩國在經濟、人文領域的合作潛力，規劃長遠合作前景和路徑，不包括量化的具體合同或指標」，「不針對特定第三方」，顯然不欲讓中伊交好影響中美互動。在此視角下，此份計劃或可視作「一帶一路」在伊朗的深化，但要昇華至所謂「中伊戰略大結盟」，卻仍有段距離。

在中美伊的三角關係中，三國看似等距，卻共處於極度傾斜的平面上，美國好似引力強大的黑洞，持續牽引着中國與伊朗：向東看的伊朗，欲借中國敲打美國，但國內民意或將對精英決策形成掣肘；中國則視伊朗為「一帶一路」藍圖中的重要一環，但在中沙關係相對穩固、中美關係詭譎多變的前提下，分寸感的拿捏至關重要。

眼下核協議尚未徹底淪亡，美國仍握有這段三角關係的隱形制動權，中國亦需設法耕耘在伊朗民間的軟實力，並累積更多獨立美國之外的對伊交好本錢。25年合作計劃僅是起點，美國的混亂賦予計劃成形的天時地利，但中國與伊朗能走多遠，有賴各方對三角關係的調控與經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