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春福接棒阮富仲　 越共效仿中共頂層設計

在2021年3、4月之間，越南第十四屆國會（相當於中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十一次會議按期召開。此次全程12天的大會將審議越共十三大第二次會議的討論結果，在4月2日宣佈現任政府「總辭職」，進而選舉決定包括越南下一屆國家主席、總理及國會主席在內的25名高級別領導人。

對越共來説，這一切早有定數。越南現任總理阮春福已在3月23日被宣布提名參選越南國家主席，同日，越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范明政提名參選總理，現任河內市委書記王廷惠提名參選國會主席。加之越共總書記阮富仲此前已連任。在越共高層座次已定之際，越南權利最高層的安排也基本塵埃落定。

現年67歲的阮春福與阮富仲一同超期服役，並接棒國家主席一職並非偶然，這種格局的形成與越共在2021年最終喊出「全面深化改革」口號，並在此前數年間效仿中共類似機制，確立高層分工有很大關係，它不僅決定了阮春福在越南行政體系近年來扮演的角色，可能也宣示了中共頂層設計對越共的影響。

越共已選出新一屆18名政治局委員，其權力機構的頂層也已確立：

越南版深改委

就目前河內的政治風氣來説，阮富仲自2016年開始的大規模反腐進程吸引了太多的注意力，其麾下的「中央反腐敗指導委員會」這一機構目前已查辦了21名越共中央委員（含兩名政治局委員）、22名高級軍官。

隨着阮富仲先後對峴港、胡志明市、海防市以及首都河內等地的地方實力派官員採取措施，查辦了包括阮春英、阮青海、丁羅升、必成岡、阮德忠在內的一批高官，外界以為其解決上屆班子遺留問題的態度更為堅決。加之越共還在此期間全面推進黨的組織建設，越來越重視意識形態工作，越來越重視思想政治領域的對敵鬥爭。這使得外界開始認為阮富仲是河內的「核心」。

必須承認，以阮富仲在河內扮演的角色來説，他的核心地位不容置疑。但整黨、整治意識形態並不是河內工作的全部。環顧2016年以來的河內主流媒體，政治、經濟並行的兩條主線無時無刻提醒外界。它意味着以阮富仲領導的反腐運動以及由阮春福領導的行政改革兩條路線同樣重要。

阮富仲從2016年開始的「燒熱火爐、烘乾木柴」的反腐整黨活動約束和監督了越共高層約2,000名「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局和書記處管理的幹部」。此舉通過整頓官場、淨化風氣、查辦專案、整訓幹部等手段，嘗試提高越南政府從中央到地方的工作效率。它與越南經濟、政治體系在2017年後尋求「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有很大關係。越共中央經濟部已在2017年提出類似建議，計劃以「精簡高效、符合新形勢的方向研究完善組織結構」。

到2017年10月，越南政府也通過1688號決定，責成阮春福、王廷惠會同越南計劃投資部建立「經濟結構重組國家指導委員會」，該部門以越南政府辦公室領銜，下轄工貿部、農村部、經濟部、科技部等15個部級單位，涵蓋了越南主要政府部門，還包括了河內、胡志明市、峴港三個直轄市。這一機構的架構與中共在2013年建立，2017年改組，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領銜，統管經濟體制、生態文明、文化體制、社會體制在內的全面改革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委員會」機制頗有相似之處，但其背後也有基於越南國情的無奈。

越南如何借鑑

越共希望在淨化風氣、加強黨建和紀律建設時，發揮其「先鋒隊」的作用。中共的黨建經驗對河內而言是可以部分借鑑的。但越南「省級政府制度」的客觀國情為其改革帶來了困難。

在潘文凱、阮晉勇政府時期，越共高層為了解決全國5到10個主要省份負擔全國56個省的財政支出問題，在2006年後將財政、土地、資源等管理問題從中央下放到地方。還允許各個省份可自行發放投資項目許可證，為招商引資自行制定政策，導致越南最多時出現33個省份為爭奪外國直接投資（FDI），競相以低於國家關稅稅率的超低稅率吸引外商辦廠投資。

這種地方制度法規的混亂直到2017年仍是困擾各國投資者的難題：他們既要依據越南中央規定的《外國投資法》和具體的實施細則，又要考慮各地不同的規避政策。一旦中央對地方進行約束，政府違約的風險就大大增加，損失最大的仍是投資企業。

此外，潘文凱政府末期簽訂的2004年第8號政府令在下放行政權力給地方政府之餘，也給了越南省級政府機構的「絕對權力」。各地省級人民委員會主席（即省長）在任命、替換和免除其下屬的行政和專門機構領導時具有全權，無須經上級相關部門或者中央機構的同意。這導致越南「全家當官」現象在多個省份極為常見，雖然阮晉勇時期試圖以「從其他省份招募官員填充某些重要職位」，以避免地方主義和裙帶主義，但空降幹部也很容易被架空。

很顯然，越南中央到地方的機制重疊以及分權導致其很難照搬中方行政體系改革精簡編制之後的實踐，這使得越方不得不將其「全面深化改革」的進度拆分運轉。

在阮富仲狠抓黨務，確保紀律，重建越共信譽與風氣的時候，阮春福作為專業官僚，利用阮晉勇時期建立的跨政府部門「政府行政改革指導委員會」，以行政改革為突破口，通過精簡警察、政府冗餘機構，建立公共政務中心，加速建立電子政務系統等手段，設法改善投資營商環境、提高經濟增長率，並在此基礎上開始「國家經濟結構調整和增長模式轉型」的進程。

這種清理餘毒和機構體制改革並行的進程，讓越南的基層怠政、懶政在2017年後被逐級放大了，其中影響最為惡劣的莫過於胡志明市號稱「越南浦東」的守添新區不僅建設停滯，還發生15,000户被徵地居民無家可歸的事件，隨着阮春福帶領整訓幹部與專業官僚組成的團隊，在6個月內盡力解決了這一問題，並未使之與同期發生的大規模示威形成共鳴，其在越南深化體制改革中的領導地位也由此奠定並確立。

目前，隨着河內等地在2020年後，由阮春福出面指揮，逐漸加大力度解決河內輕軌2A線（越南稱「吉靈—河東線」）、蘇瀝江清污項目、南山垃圾場以及黎直8B大廈違建等積壓問題，並在對抗新冠疫情的鬥爭中以「武漢封城經驗」處置峴港、胡志明市、河內等地疫情，越共的威望正在從十二大前的低谷上升到最高點，阮春福也和阮富仲一樣，得到了民間「伯伯」的稱呼。這種大環境也有利於越共繼續在未來五到十年間開展其全面深化改革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