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熔爐：「偉大的美國實驗」失敗了嗎？

最近，美國華裔和亞裔所面臨的種族歧視成為公眾辯論的焦點。
然而，在種族權益、社會公義之餘，這種辯論還有一個更大的背景，也即「偉大的美國實驗」（the Great American Experiment）——人類究竟能否做到多種族融洽混居？

四個多世紀以來，自第一批歐洲定居者來到北美，以及不久後第一批來自非洲的奴隸登陸，美國一直進行着世界上最大的種族共存經驗。但四個世紀後的今天，美國的「大熔爐」上仍舊存在不少裂縫。

最近，反亞裔種族主義的激增只是一系列社會變革中的最新發展，而這些變革已經侵蝕了美國作為成功的種族和文化混合體的形象。雖然奧巴馬的總統任期在2009年重新點燃了這一願景，但八年後特朗普的勝利標誌着長期困擾美國社會的種族緊張關係的回歸。此後，新冠肺炎疫情、BLM（Black Lives Matter，中文為「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議活動，以及2020年的大選，進一步加劇了美國的種族分裂。如今，儘管奧巴馬的副總統拜登去年當選總統，但如今美國人普遍對種族關係感到悲觀。

然而，美國的種族大實驗的結果不僅僅關係到美國，它關係到世界各國。從某定角度上，美國的種族問題是所有現代國家，甚至是像中國這樣的大體上同質性甚高的國家，都明顯將須應對的一類問題，即如何應對全球化世界帶來的社會多元化？

多元社會：人類的共同未來？

從一開始，全球化就與社會多樣化相伴而行。

全球化的歷史學家，尤其是那些研究1500年至1800年歐洲殖民主義導致世界不同文化大規模互動的歷史學家指出，全球化早期表現的一個特性因素是跨文化和跨種族的混合社區的誕生，譬如，南美殖民地的西班牙人和原住民的混合，或者果阿、馬六甲和澳門的歐亞社區中葡萄牙水手與亞洲婦女的婚姻。

全球化和多樣化之間的這種密切關係在現代社會加速發展。自從貿易和工業活動的增加加速了商品、人民和思想的流通，除了最小和最偏遠的社區外，世界各社區都不可能保持相互孤立。

全球化的舊文化

在歐洲和亞洲各地的「舊大陸」，長期以來形成的文化體在抵禦全球化對地方特性的影響上發揮了屏障作用，但在舊文明已經消亡的「新大陸」，新組成的國家建立在一個遠沒有那麼同質化的基礎上。美國、巴西、墨西哥、古巴等國從建國的那一刻起，就都是文化和種族多元化的社會，而數百年的移民只是不斷強化了這一特徵。

誠然，美國遠不是一個完美的多元文化社會。它的整個歷史都被白人偏見所穿越，而這種歷史仍在影響着現在，正如最近的BLM抗議和反亞裔歧視事件所強調的那樣。

然而，在此同時，很少有國家像美國這樣普遍存在多元文化和多種族認同。美國內戰和民權運動等定義性的歷史創傷，將種族意識銘刻在美國政治和社會的核心，同時，以「美國夢」為象徵的美國個人主義的獨特融合，在今天為任何人提供了同一個願景，無論其背景如何，都可以想像到自己在這個「移民國家」中的位置。

這種觀點使我們對美國社會和政治文化中有了新的啟示。舉個例子，美國的「政治正確」文化，或者說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間關於社會正義的持續爭論，在國外常常被誤解，甚至被嘲笑；美國進步圈子裏關於白人負罪感（white guilt）、不同性別用什麼代詞、媒體中的種族配額等問題的爭論，在外界評論者看來往往顯得過分。然而，從上述角度來看，美國社會持續不斷的「文化戰爭」可以被理解為美國管理多種族國家中出現的複雜緊張局勢的努力。在國外看來似乎是過度的政治正確，但這也可能被視為美國敏銳地認識到自己是一個多種族社會的自然結果，也是美國社會對種族和文化平等象徵的重視。

美國大實驗值得舉世關注

世界各國與其譴責美國的種族分裂，不如小心關注這個「大實驗」的進程。美國今天發生的多種族和多文化相關的社會問題，很可能在未來也會成為別國社會的關注點。

由於歐洲的殖民歷史，歐洲國家也不得不學習處理多元文化國家所特有的緊張關係，特別是圍繞穆斯林移民的融合問題。但如果認為這些問題僅限於西方國家，那就大錯特錯了。在很多方面，美國的多元實驗對於像中國這樣的國家來說可能是最關鍵的，即使中國傳統上建立在文化和種族同質的國家認同之上，但在21世紀，中國畢竟將與美國競爭，成為世界上最全球化和與世界聯繫最緊密的國家。

有趣的是，過去幾年，針對特朗普的「美國優先」立場，中國領導習近平以全球化的擁護者自居，宣稱謀求發展的國家別無他途。而雖然中國支持全球化的立場現在已經眾所周知，但這個立場的長期社會後果卻並非如此。

在中國，全球化所帶來的自然結果與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什麼不同：自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間，中國社會已經經過國內和國外的民族和文化空前混合。

短暫的義烏國際商貿城之行，可以讓人看到了中國正在進行的那種激烈的交融：在這裏漢族、回族、維吾爾族等中國種族都與每年多次到訪市場的尼日利亞人、摩洛哥人或巴西人等國商人有固定的商業關係。就像幾百年前的泉州一樣，這座城市也是一個大熔爐，不同的美食、語言和宗教，都是為了生意而聚在一起。

當然，不僅僅是義烏。改革開放以後，類似的情況在全國各地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無論是中國眾多民族的交融（內地哪個城市的繁華街角沒有賣瑪仁糖的維吾爾人？），還是廣州非裔社區——後者在2020年疫情之初更成為了種族主義醜聞的中心。

即使是像新疆漢族和維吾爾族和蒙古族的關係這樣的敏感問題，也是由於這些地區經濟活動的增加，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但同時也讓人們對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的差距有了新的認識。

這些問題在未來都不可能變小。相反，隨着中國成長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並努力從製造業經濟向全球創新中心轉型，中國只會面臨越來越多來自各國和各種民族的興趣，這些人和他們多元文化將不斷湧向中國的海岸。

雖然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的優勢在於社會同質性較高，領導層注重分享經濟發展的利益（而這一點已經被證明是美國種族關係的一個癥結所在），但中國也不能簡單地忽視社會日益增長的多元性。

中國和美國有許多不同之處，包括每個社會如何處理不同聲音的方式。 然而，像所有現代社會一樣，任何國家都不能不關注美國目前正在進行的關鍵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