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薩德走了依舊流血分裂:敘利亞的問題不是民主或獨裁

受俄烏戰爭、以巴衝突夾擊,阿薩德(Bashar al-Assad)政權在2024年12月閃電垮台,敘利亞也因此在「阿拉伯之春」13年後意外變天。但從當前發展來看,這不是多年動亂的終點,反而是新一輪權力遊戲的起點。
首先是政權垮台後的以色列入侵,這場軍事行動從去年12月持續至今。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已在2025年2月23日公開表示,將徹底「去軍事化」敘利亞南部的庫奈特拉(Quneitra)、德拉(Daraa)和蘇維達(Suweyda)三省,並要求臨時政府軍從大馬士革(Damascus)南部撤離;以色列防長卡茨(Israel Katz)也表示,以軍將「無限期駐紮在敘利亞南部,以保衛我們的社區並挫敗任何威脅」。
接着是控制敘利亞東北、由美國支持的庫爾德武裝敘利亞民主力量(SDF)。內戰爆發後,SDF逐漸成長為敘利亞的「國中之國」,控制了東北的豐沛油氣田、邊境口岸與機場。雖說在美國與歐盟調解下,臨時政府已在3月10日與SDF簽署協議,後者同意在年底前將自身民事、軍事機構併入國家治理框架內,但協議本身並未詳細規範SDF的軍事行動、也未言明如何整併,尤其是敘利亞國防部與SDF的互動究竟如何進行,未來恐怕還要觀察。
再來就是西部沿海的血腥衝突,大體呈現出針對阿拉維派(Alawite)的教派仇殺,以及由阿拉維派構成的親阿薩德武裝與臨時政府軍的駁火。自敘利亞變天起,失勢的阿拉維派便受到各方排擠乃至報復,拉塔基亞(Latakia)和塔爾圖斯(Tartus)的親阿薩德勢力也不願接受整編,大小摩擦不斷積累,終於在3月引爆大規模衝突:親阿薩德武裝以阿拉維派被屠殺為由,發起大規模軍事行動,引來臨時政府軍的強力鎮壓,最終有超過千人喪生,部分阿拉維派民眾為此逃入黎巴嫩。3月12日,臨時政府終於宣布「結束沿海安全行動」,總統艾哈邁德·沙拉(Ahmed al-Sharaa)也在13日簽署「憲法宣言」、確認5年過渡期,騷亂似乎暫時止息,但被撕開的宗派傷口已經鮮血淋漓。
前述三起事件,分別從不同方向揭開「後阿薩德時代」的關鍵問題:敘利亞的「國家建構」遠未完成,因此即便推倒強人,內部傷痕還是持續滲血。這也同時暴露被「民主化」敘事壟斷的「阿拉伯之春」,其實沒有從根本解決敘利亞的陳年弊病,而是讓問題以不同形式繼續炸裂。
火種從獨立前就已埋下
從歷史發展來看,敘利亞的「國家建構」失敗,並非內戰爆發導致,甚至正好相反:敘利亞內戰之所以爆發,就是國家建構失敗的直接結果。而這一切還要追溯至敘利亞獨立本身,以及阿薩德父子的功敗垂成。
在1516年到1918年間,敘利亞大體是奧斯曼帝國的一部份,居民以遜尼派阿拉伯穆斯林為主體,並有什葉派穆斯林、阿拉維派、希臘東正教徒、馬龍派基督徒、亞美尼亞人、猶太人、亞述人、庫爾德人等少數族群在此混居。期間,三大事件影響了敘利亞境內族群的分布與互動,並為獨立後的複雜局面埋下火種。
首先是20世紀初的奧斯曼帝國解體動盪。在西方列強策動、民族獨立運動風起雲湧下,懷柔失敗的奧斯曼帝國開始鐵腕鎮壓少數民族武裝,也連帶不放過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惡名昭彰的亞美尼亞大屠殺、亞述大屠殺就是這一情境的悲劇產物,大量亞美尼亞人、亞述人也為此逃入敘利亞。
而作為屠殺幫兇的庫爾德人,則在奧斯曼解體後與土耳其當局爆發衝突,於是也從土耳其東南逃入敘利亞東北,進而與聚居當地的亞述人等產生摩擦。最終勢弱的亞述人大量出逃,敘利亞東北於是成為庫爾德人的聚居地。
第二是法國外交官弗朗索瓦·喬治-皮科(François Georges-Picot)與英國外交官馬克·賽克斯(Mark Sykes)在1916年秘密達成了《賽克斯-皮科協定》(Sykes-Picot Agreement),商定戰後支解奧斯曼帝國、劃分各自勢力範圍,敘利亞也因此在1920年成為法國控制的國際聯盟託管地。
這段期間,法國採用了殖民者慣用的「分而治之」策略,大幅提升少數族群的政治地位與待遇,包括庫爾德人、德魯茲人、阿拉維派,來與作為人口多數的遜尼派阿拉伯人抗衡。例如大量庫爾德人之所以會在1920年後湧入敘利亞東北,除了土敘兩國地理相鄰外,也是因為法國的有意招攬,包括承諾授予庫爾德人在敘公民身分。
第三,英國出於干擾法國殖民的政治需求,也在敘利亞大力鼓吹阿拉伯民族主義,支援當地反法武裝,例如1945年5月的黎凡特危機(Levant Crisis),就是英法兩國在敘利亞的直接對壘。當時法軍殘酷鎮壓敘利亞內部的反殖示威,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於是派遣英軍從外約旦進入敘利亞,並下令可在必要時向法軍開火。
最後法軍被團團包圍在大馬士革軍營內,英國也持續進行國際施壓,力不如人的法國雖然譴責英國武裝示威者,卻也只能下令停火、同意結束佔領,並在同年7月撤退到黎巴嫩,敘利亞也在10月加入聯合國,但英軍佔領仍在繼續。接着英法之間又是一陣利益談判與交換,兩國最後在1945年12月達成協議,以法國從黎巴嫩撤軍換取英國從敘利亞撤軍,敘利亞終於在1946年4月完全獨立。
以上三個事件導致,獨立時的敘利亞看似是民族國家,實則是多族群的集合體,且各族關係相當緊張:德魯茲人、庫爾德人、阿拉維派都是少數,卻在法國統治下受到重用;遜尼派阿拉伯人作為背靠英國的主體族群,則因此對前者心懷不滿。簡單來說,敘利亞呈現許多全球南方國家的共有慣性:國家疆域由殖民者劃定、國內族際關係由殖民者一手塑造,各大族群互有民族主義,卻缺乏國家層級的統一認同。
而這種裂痕經歷多次政權流轉,始終沒能彌合。1946年至1956年間,敘利亞歷經20個內閣、4部憲法,軍人政變逐漸取代文人政權,同時又受以阿戰爭、蘇彝士運河危機影響,浸潤在納賽爾主義、泛阿拉伯主義和反帝國主義思想的時代狂潮中,並一度在1958年與埃及合併為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這一時期,阿拉伯民族主義是敘利亞的政治主流、掌權的則是遜尼派阿拉伯穆斯林,但可想而知,只將敘利亞定位為「遜尼派阿拉伯人的國家」,必然削弱少數族群的歸屬感,因此1953年敘利亞南部就爆發了「德魯茲起義」,最後被敘利亞政府軍強力鎮壓。
1963年復興黨人奪權成功後,敘利亞進入一黨專政時代,期間擔任防長、出身阿拉維派的的哈菲茲·阿薩德(Hafez al-Assad,通稱老阿薩德)又在1970年發動政變,並從1971年起擔任總統直到2000年,阿拉維派也因此躍升統治階級,得以控制敘利亞的軍隊、情報、官僚和安全機構,這又導致其他族群不滿。
同時在1970年代,敘利亞受到泛伊斯蘭主義影響,面臨激進伊斯蘭的政治挑戰,為首的主流勢力就是遜尼派的穆斯林兄弟會,目標是推翻世俗的復興黨政權、瓦解阿薩德的一人專政。各種流血事件最後導致敘利亞政府軍的強力鎮壓,代表事件就是1982年的哈馬大屠殺(Hama Massacre):政府軍圍城27天,哈馬的三分之二被夷為平地,上萬遜尼派平民被殺,倖存者也大多經歷酷刑與性暴力。這場悲劇雖起於激進伊斯蘭騷亂,卻也受到阿拉維派與遜尼派的漫長仇怨驅動,最後又反向加深了雙方血仇,並且成為遜尼派武裝日後反對阿薩德政權的重要動機。
2000年巴沙爾·阿薩德(又稱小阿薩德)接班後,激進伊斯蘭勢力雖已不構成威脅,卻又輪到庫爾德問題發酵。2004年3月,在卡米甚利(Qamishli)的一場足球賽中,一支當地庫爾德球隊與一支來自代爾祖爾(Deir ez-Zor)的阿拉伯球隊爆發激烈衝突,雙方球迷也手持武器展開街頭混戰,平亂的安全部隊在混亂中開槍打死6名庫爾德人,足球暴力由此上升為族群衝突:憤怒的庫爾德人燒毀政府機關、推倒哈菲茲·阿薩德雕像,最後有超過2,000人被政府軍逮捕、超過30人被殺,數千名敘利亞庫爾德人為此出逃到伊拉克,事件又稱卡米甚利大屠殺(Qamishli Massacre)。
基本上前述幾場衝突,不論是德魯茲起義、哈馬大屠殺或卡米甚利大屠殺,都展演了敘利亞深可見骨的三重族群裂痕:德魯茲人與阿拉伯人、阿拉維派與遜尼派、庫爾德人與阿拉伯人。即便在不同主政者的強力壓制下,火種都沒有立即燎原,卻還是在多年後以毀滅性的內戰炸裂。
走過而沒有走出內戰
觀察內戰前的敘利亞社會,在種族組成上,約90%的人口是阿拉伯人,其中包括約50萬巴勒斯坦人與多達130萬的伊拉克難民,庫爾德人約占9%,其他則是數量較少的亞美尼亞人、切爾克斯人和土庫曼斯坦人;在宗派組成上,根據2005年統計數據,74%的敘利亞人口為遜尼派穆斯林,阿拉維派約占12%,德魯茲派占3%,另外還有其他少數教派,基督徒則占10%。
基本上如果單就種族組成來看,只要阿拉伯人團結,就能形成壓倒性多數,維持政權穩定,而這似乎也是過去阿薩德政權的着力點。觀察父子兩人統治敘利亞的敘事工程,除了隨處可見的個人崇拜,基本就是復興黨的基礎意識形態:呼籲阿拉伯人團結的泛阿拉伯主義,再結合反帝國主義、反猶太復國主義、社會主義。
平心而論,這種敘事工程也算符合敘利亞的族群組成:用泛阿拉伯主義凝聚敘利亞阿拉伯人,用其他主義團結少數族群。只是如前所述,在宗派視角上,阿拉維派與遜尼派的仇恨根深蒂固,阿拉維派以少數身分壟斷重要機構與安全部門、哈馬大屠殺的傷痕長年橫亙,都讓雙方的和解進程遲滯不前。
此外,阿薩德政權對少數族群的高壓統治,也掏空了敘事的團結能量。例如哈菲茲·阿薩德在1973年啟動了「阿拉伯帶」(الحزام العربي)計劃:沿着敘土邊界設立寬10至15公里、長度超過375公里的狹長地帶,強制遷出當地14萬名庫爾德人,改由阿拉伯人前往定居,而該地的庫爾德地名,也被與傳統和歷史無關的阿拉伯名稱強硬取代。雖說「阿拉伯帶」計劃在1976年結束,遭驅逐的庫爾德人卻不被允許返回故土,這當然也為日後衝突埋下火種。
因此可以這麼說,內戰爆發前的敘利亞無疑是中東強國,經濟繁榮、軍容壯盛,男女識字率都超過70%,在中東名列前茅,但也正因如此,國家建構的失敗一直被現代化的表象遮掩。在國家發展的一片榮景下,不滿阿薩德與阿拉維派的各方長期噤聲,他們並非無心反撲,而是在等一個時機,最後也等到了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以及2011年的內戰爆發。
從結果來看,內戰不只震碎阿薩德政權壟斷的上層結構,放出壓抑許久的族群衝突能量,也因為大國競相參與敘利亞的族群衝突,而讓分裂狀態變得更加複雜:代表阿拉維派的阿薩德政權以伊朗、俄羅斯為靠山;東北的庫爾德武裝成了美國代理人;西南的德魯茲人則與以色列眉來眼去。基本上,這個結構既貫穿內戰本身,又持續到了今日,導致敘利亞看上去已經走過內戰,實際上卻沒有真正走出內戰。
首先是從雲端跌落谷底的阿拉維派。在伊朗與俄羅斯的共同支持下,代表阿拉維派的阿薩德政權苟延殘喘多年,卻還是毀於兩國的各自分身乏術:伊朗「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被這輪以巴衝突重創、俄羅斯則深陷烏克蘭戰場。而阿薩德政權的垮台,也意味阿拉維派苦難歲月的到來,遜尼派摩拳擦掌要為哈馬大屠殺復仇,過去受到阿薩德政權壓迫的各方,也都把氣出在阿拉維派身上,兩股脈絡共同交織,導致了針對阿拉維派的宗派仇殺,以及3月以來的「沿海安全行動」。各種場景情節似曾相識,宛如阿拉維派版的「哈馬大屠殺」,只是死傷規模小於當年。
而一連串衝突也暴露兩個政治現實。第一,敘利亞臨時政府目前所能進行的國家建構也相當有限,沙拉本人或許沒有授意部下屠殺阿拉維派,卻也明顯控制不了基層士兵的各行其是;第二,大國介入的底色並未完全淡去,親阿薩德武裝在過程中還是與黎巴嫩真主黨有所聯繫,伊朗也公開批評敘利亞臨時政府的屠殺,德黑蘭顯然想要恢復在敘利亞的補給線與地理通道,維繫「抵抗軸心」的地緣能量,而阿拉維派就是最好代理人。
時至今日,臨時政府雖然宣布騷亂結束,親阿薩德武裝卻仍在敘利亞西部活動,沒有解除武裝、更沒有談判整合的跡象。當然,這些武裝看起來沒有顛覆政權的能量,但臨時政府軍似乎也沒有徹底清剿的能力。
再來是與美國關係密切的庫爾德武裝SDF。基本上內戰爆發以來,東北的庫爾德人武裝割據,就是美國介入的直接結果,土耳其也因此有了「切斷庫爾德人聯繫」這個入侵敘北的現實藉口。而美國的考量其實與伊朗類似:要培養自己的代理勢力,尤其是在準備撤出中東、轉向印太的戰略背景下;而庫爾德人苦阿薩德政權已久,如今能爭取形同獨立的自治地位,當然也樂於接受美國的橄欖枝。
這種離心傾向一直延續到了敘利亞變天。2024年12月阿薩德政權垮台後,SDF雖在美國調解下與親土耳其武裝達成停火協議,也未公開反抗臨時政府軍,其基層士兵卻還是不斷與雙方爆發小規模衝突,SDF更明顯不願成為「敘利亞人」,所以並未參加最初整合反對派武裝的協議談判。現在之所以願與臨時政府簽署協議,當然還是出於美國的強烈要求,只是協議本身只有方向沒有細節,最終到底能讓庫爾德武裝與中央整合到什麼程度,恐怕就像臨時政府對阿拉維派的安全保障,都是結果說話的未知數。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庫爾德武裝經歷多年內戰淬鍊,提升的不只有戰鬥能力、還有自治傾向,如果臨時政府沒有祭出更強力施壓,光憑一紙協議、美國協調,就要庫爾德人解除武裝、重返阿薩德時代狀態,恐怕不太容易。
接着是立場曖昧的敘利亞南部德魯茲人。從地理分布來看,德魯茲人與庫爾德人處境類似,都是散居中東四國的跨界民族,最多聚居在敘利亞,接着依序是黎巴嫩、以色列、約旦。因此早在內戰爆發時,敘利亞德魯茲人就選擇接受「以色列德魯茲兄弟」的軍援,提高自己與遜尼派武裝的對峙底氣,部分德魯茲高層甚至一度受以色列庇護。而以方的考量也是相當明顯:只要幫助相對親以的德魯茲人建國或實質自治,就能在敘以之間形成緩衝帶,有助以色列維護國家安全。
當然,從後續發展來看,內戰並沒有讓以色列實現目標,但阿薩德的垮台顯然又讓以色列看到希望,所以趁亂直接發動了入侵,既要對敘利亞南部三省「去軍事化」,也嘗試再與德魯茲人創建關係。而德魯茲人的公開立場當然是譴責以色列佔領,實際互動卻又不是如此:德魯茲人收下了以軍送來的人道援助,且還同意100位德魯茲高層在以色列安排下參訪戈蘭高地。接下來,以色列還將開放敘利亞德魯茲人的工作許可,後者同樣沒有拒絕。
顯然,德魯茲人正在成為以色列的名目與扶持對象:如果成功讓敘以邊境的德魯茲人自治,以色列就多了一道安全屏障;而如果德魯茲人與敘利亞臨時政府軍爆發衝突,以色列就更有藉口駐軍敘利亞南部,因為要「保護我們的德魯茲兄弟」,事實上這已逐漸成為以色列現在的宣傳風向。
整體來說,不論是阿拉維派、庫爾德人或德魯茲人,面對臨時政府的統合支配,都展現了一定程度的抗拒:出身阿拉維派的親阿薩德武裝拒不妥協,並且尋求伊朗支援;庫爾德人雖然同意簽署協議,卻還想維持自治空間;德魯茲人雖然沒有嚴厲拒絕臨時政府,卻也同樣沒有抗拒以色列。
而這種支配與抗拒的拉扯,顯然不是政體的改換可以解決。因為政治實體與國家社會要能建立秩序,關鍵還是被治理者要對所屬群體產生認同,進而服從治理者的支配。當然凝聚認同的方式軟硬皆有,但核心原則還是完善治理;正如外界要拆解一個國家的內部團結,方法同樣五花八門,但萬變不離其宗還是利誘拉攏,歷史上的帝國解體、改朝換代,案例已經多不勝數。
無論如何,一旦脫離「有歸屬才能支配」的前提,不論國家是專制或民主,都可能因為小小的內部裂痕,而逐漸走向內部秩序的部落化,敘利亞內戰是典型案例,歐美近來的極右崛起、文化戰爭當然也是一個剖面:執政的進步派精英既無法挽救經濟的失落危機,也沒能彌合圍繞身分政治的內部分歧,導致越來越多選民流向了「極右派強人」。
其實即便是阿薩德已經跨台的當前敘利亞,也依舊深陷治理失能、統合未成的泥淖,總統沙拉簽署憲法宣言當天,以色列甚至還空襲了大馬士革。這種內有割據、外有強敵的狀態,不論政體最終走向專制或民主,凝聚認同都是相當艱鉅的挑戰。
當然,把「阿拉伯之春」視作「民主化」,原本就是種粗暴的失真簡化,因為即便忽略歐美的域外介入,光是推動「阿拉伯之春」的本土勢力,就不只有渴望自由民主的一般民眾,更有希望攫取權力的其他參與者,例如敘利亞的非阿拉維派武裝與庫爾德人、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與反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派系、利比亞的卡扎菲(Muammar Gaddafi)敵對部落。換句話說,「阿拉伯之春」的本質還是改朝換代,而無關傲慢傳教視野下的啟蒙與進化。
回顧敘利亞的分裂本身,其病根早在獨立前就已種下,再加上內戰後的大國介入,短期內似乎也難尋解方。此前不少聲音認為,推倒阿薩德這個獨裁政權,敘利亞未來就能走向民主、迎來自由的喜悅與繁榮,其實從當前局勢來看,這恐怕還是過度樂觀的想像。畢竟從獨立以來,敘利亞的深刻命題就不是民主或獨裁,而是各方對於這塊彼此共生的家園,始終缺乏了共同的國家願景,也沒有統一的身分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