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薩德走了依舊流血分裂：敘利亞的問題不是民主或獨裁

受俄烏戰爭、以巴衝突夾擊，阿薩德（Bashar al-Assad）政權在2024年12月閃電垮台，敘利亞也因此在「阿拉伯之春」13年後意外變天。但從當前發展來看，這不是多年動亂的終點，反而是新一輪權力遊戲的起點。

首先是政權垮台後的以色列入侵，這場軍事行動從去年12月持續至今。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已在2025年2月23日公開表示，將徹底「去軍事化」敘利亞南部的庫奈特拉（Quneitra）、德拉（Daraa）和蘇維達（Suweyda）三省，並要求臨時政府軍從大馬士革（Damascus）南部撤離；以色列防長卡茨（Israel Katz）也表示，以軍將「無限期駐紮在敘利亞南部，以保衛我們的社區並挫敗任何威脅」。

接着是控制敘利亞東北、由美國支持的庫爾德武裝敘利亞民主力量（SDF）。內戰爆發後，SDF逐漸成長為敘利亞的「國中之國」，控制了東北的豐沛油氣田、邊境口岸與機場。雖說在美國與歐盟調解下，臨時政府已在3月10日與SDF簽署協議，後者同意在年底前將自身民事、軍事機構併入國家治理框架內，但協議本身並未詳細規範SDF的軍事行動、也未言明如何整併，尤其是敘利亞國防部與SDF的互動究竟如何進行，未來恐怕還要觀察。

再來就是西部沿海的血腥衝突，大體呈現出針對阿拉維派（Alawite）的教派仇殺，以及由阿拉維派構成的親阿薩德武裝與臨時政府軍的駁火。自敘利亞變天起，失勢的阿拉維派便受到各方排擠乃至報復，拉塔基亞（Latakia）和塔爾圖斯（Tartus）的親阿薩德勢力也不願接受整編，大小摩擦不斷積累，終於在3月引爆大規模衝突：親阿薩德武裝以阿拉維派被屠殺為由，發起大規模軍事行動，引來臨時政府軍的強力鎮壓，最終有超過千人喪生，部分阿拉維派民眾為此逃入黎巴嫩。3月12日，臨時政府終於宣布「結束沿海安全行動」，總統艾哈邁德·沙拉（Ahmed al-Sharaa）也在13日簽署「憲法宣言」、確認5年過渡期，騷亂似乎暫時止息，但被撕開的宗派傷口已經鮮血淋漓。

前述三起事件，分別從不同方向揭開「後阿薩德時代」的關鍵問題：敘利亞的「國家建構」遠未完成，因此即便推倒強人，內部傷痕還是持續滲血。這也同時暴露被「民主化」敘事壟斷的「阿拉伯之春」，其實沒有從根本解決敘利亞的陳年弊病，而是讓問題以不同形式繼續炸裂。

火種從獨立前就已埋下

從歷史發展來看，敘利亞的「國家建構」失敗，並非內戰爆發導致，甚至正好相反：敘利亞內戰之所以爆發，就是國家建構失敗的直接結果。而這一切還要追溯至敘利亞獨立本身，以及阿薩德父子的功敗垂成。

在1516年到1918年間，敘利亞大體是奧斯曼帝國的一部份，居民以遜尼派阿拉伯穆斯林為主體，並有什葉派穆斯林、阿拉維派、希臘東正教徒、馬龍派基督徒、亞美尼亞人、猶太人、亞述人、庫爾德人等少數族群在此混居。期間，三大事件影響了敘利亞境內族群的分布與互動，並為獨立後的複雜局面埋下火種。

首先是20世紀初的奧斯曼帝國解體動盪。在西方列強策動、民族獨立運動風起雲湧下，懷柔失敗的奧斯曼帝國開始鐵腕鎮壓少數民族武裝，也連帶不放過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惡名昭彰的亞美尼亞大屠殺、亞述大屠殺就是這一情境的悲劇產物，大量亞美尼亞人、亞述人也為此逃入敘利亞。

而作為屠殺幫兇的庫爾德人，則在奧斯曼解體後與土耳其當局爆發衝突，於是也從土耳其東南逃入敘利亞東北，進而與聚居當地的亞述人等產生摩擦。最終勢弱的亞述人大量出逃，敘利亞東北於是成為庫爾德人的聚居地。

第二是法國外交官弗朗索瓦·喬治-皮科（François Georges-Picot）與英國外交官馬克·賽克斯（Mark Sykes）在1916年秘密達成了《賽克斯-皮科協定》（Sykes-Picot Agreement），商定戰後支解奧斯曼帝國、劃分各自勢力範圍，敘利亞也因此在1920年成為法國控制的國際聯盟託管地。

這段期間，法國採用了殖民者慣用的「分而治之」策略，大幅提升少數族群的政治地位與待遇，包括庫爾德人、德魯茲人、阿拉維派，來與作為人口多數的遜尼派阿拉伯人抗衡。例如大量庫爾德人之所以會在1920年後湧入敘利亞東北，除了土敘兩國地理相鄰外，也是因為法國的有意招攬，包括承諾授予庫爾德人在敘公民身分。

第三，英國出於干擾法國殖民的政治需求，也在敘利亞大力鼓吹阿拉伯民族主義，支援當地反法武裝，例如1945年5月的黎凡特危機（Levant Crisis），就是英法兩國在敘利亞的直接對壘。當時法軍殘酷鎮壓敘利亞內部的反殖示威，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於是派遣英軍從外約旦進入敘利亞，並下令可在必要時向法軍開火。

最後法軍被團團包圍在大馬士革軍營內，英國也持續進行國際施壓，力不如人的法國雖然譴責英國武裝示威者，卻也只能下令停火、同意結束佔領，並在同年7月撤退到黎巴嫩，敘利亞也在10月加入聯合國，但英軍佔領仍在繼續。接着英法之間又是一陣利益談判與交換，兩國最後在1945年12月達成協議，以法國從黎巴嫩撤軍換取英國從敘利亞撤軍，敘利亞終於在1946年4月完全獨立。

以上三個事件導致，獨立時的敘利亞看似是民族國家，實則是多族群的集合體，且各族關係相當緊張：德魯茲人、庫爾德人、阿拉維派都是少數，卻在法國統治下受到重用；遜尼派阿拉伯人作為背靠英國的主體族群，則因此對前者心懷不滿。簡單來說，敘利亞呈現許多全球南方國家的共有慣性：國家疆域由殖民者劃定、國內族際關係由殖民者一手塑造，各大族群互有民族主義，卻缺乏國家層級的統一認同。

而這種裂痕經歷多次政權流轉，始終沒能彌合。1946年至1956年間，敘利亞歷經20個內閣、4部憲法，軍人政變逐漸取代文人政權，同時又受以阿戰爭、蘇彝士運河危機影響，浸潤在納賽爾主義、泛阿拉伯主義和反帝國主義思想的時代狂潮中，並一度在1958年與埃及合併為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這一時期，阿拉伯民族主義是敘利亞的政治主流、掌權的則是遜尼派阿拉伯穆斯林，但可想而知，只將敘利亞定位為「遜尼派阿拉伯人的國家」，必然削弱少數族群的歸屬感，因此1953年敘利亞南部就爆發了「德魯茲起義」，最後被敘利亞政府軍強力鎮壓。

1963年復興黨人奪權成功後，敘利亞進入一黨專政時代，期間擔任防長、出身阿拉維派的的哈菲茲·阿薩德（Hafez al-Assad，通稱老阿薩德）又在1970年發動政變，並從1971年起擔任總統直到2000年，阿拉維派也因此躍升統治階級，得以控制敘利亞的軍隊、情報、官僚和安全機構，這又導致其他族群不滿。

同時在1970年代，敘利亞受到泛伊斯蘭主義影響，面臨激進伊斯蘭的政治挑戰，為首的主流勢力就是遜尼派的穆斯林兄弟會，目標是推翻世俗的復興黨政權、瓦解阿薩德的一人專政。各種流血事件最後導致敘利亞政府軍的強力鎮壓，代表事件就是1982年的哈馬大屠殺（Hama Massacre）：政府軍圍城27天，哈馬的三分之二被夷為平地，上萬遜尼派平民被殺，倖存者也大多經歷酷刑與性暴力。這場悲劇雖起於激進伊斯蘭騷亂，卻也受到阿拉維派與遜尼派的漫長仇怨驅動，最後又反向加深了雙方血仇，並且成為遜尼派武裝日後反對阿薩德政權的重要動機。

2000年巴沙爾·阿薩德（又稱小阿薩德）接班後，激進伊斯蘭勢力雖已不構成威脅，卻又輪到庫爾德問題發酵。2004年3月，在卡米甚利（Qamishli）的一場足球賽中，一支當地庫爾德球隊與一支來自代爾祖爾（Deir ez-Zor）的阿拉伯球隊爆發激烈衝突，雙方球迷也手持武器展開街頭混戰，平亂的安全部隊在混亂中開槍打死6名庫爾德人，足球暴力由此上升為族群衝突：憤怒的庫爾德人燒毀政府機關、推倒哈菲茲·阿薩德雕像，最後有超過2,000人被政府軍逮捕、超過30人被殺，數千名敘利亞庫爾德人為此出逃到伊拉克，事件又稱卡米甚利大屠殺（Qamishli Massacre）。

基本上前述幾場衝突，不論是德魯茲起義、哈馬大屠殺或卡米甚利大屠殺，都展演了敘利亞深可見骨的三重族群裂痕：德魯茲人與阿拉伯人、阿拉維派與遜尼派、庫爾德人與阿拉伯人。即便在不同主政者的強力壓制下，火種都沒有立即燎原，卻還是在多年後以毀滅性的內戰炸裂。

走過而沒有走出內戰

觀察內戰前的敘利亞社會，在種族組成上，約90%的人口是阿拉伯人，其中包括約50萬巴勒斯坦人與多達130萬的伊拉克難民，庫爾德人約占9%，其他則是數量較少的亞美尼亞人、切爾克斯人和土庫曼斯坦人；在宗派組成上，根據2005年統計數據，74%的敘利亞人口為遜尼派穆斯林，阿拉維派約占12%，德魯茲派占3%，另外還有其他少數教派，基督徒則占10%。

基本上如果單就種族組成來看，只要阿拉伯人團結，就能形成壓倒性多數，維持政權穩定，而這似乎也是過去阿薩德政權的着力點。觀察父子兩人統治敘利亞的敘事工程，除了隨處可見的個人崇拜，基本就是復興黨的基礎意識形態：呼籲阿拉伯人團結的泛阿拉伯主義，再結合反帝國主義、反猶太復國主義、社會主義。

平心而論，這種敘事工程也算符合敘利亞的族群組成：用泛阿拉伯主義凝聚敘利亞阿拉伯人，用其他主義團結少數族群。只是如前所述，在宗派視角上，阿拉維派與遜尼派的仇恨根深蒂固，阿拉維派以少數身分壟斷重要機構與安全部門、哈馬大屠殺的傷痕長年橫亙，都讓雙方的和解進程遲滯不前。

此外，阿薩德政權對少數族群的高壓統治，也掏空了敘事的團結能量。例如哈菲茲·阿薩德在1973年啟動了「阿拉伯帶」（الحزام العربي）計劃：沿着敘土邊界設立寬10至15公里、長度超過375公里的狹長地帶，強制遷出當地14萬名庫爾德人，改由阿拉伯人前往定居，而該地的庫爾德地名，也被與傳統和歷史無關的阿拉伯名稱強硬取代。雖說「阿拉伯帶」計劃在1976年結束，遭驅逐的庫爾德人卻不被允許返回故土，這當然也為日後衝突埋下火種。

因此可以這麼說，內戰爆發前的敘利亞無疑是中東強國，經濟繁榮、軍容壯盛，男女識字率都超過70%，在中東名列前茅，但也正因如此，國家建構的失敗一直被現代化的表象遮掩。在國家發展的一片榮景下，不滿阿薩德與阿拉維派的各方長期噤聲，他們並非無心反撲，而是在等一個時機，最後也等到了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以及2011年的內戰爆發。

從結果來看，內戰不只震碎阿薩德政權壟斷的上層結構，放出壓抑許久的族群衝突能量，也因為大國競相參與敘利亞的族群衝突，而讓分裂狀態變得更加複雜：代表阿拉維派的阿薩德政權以伊朗、俄羅斯為靠山；東北的庫爾德武裝成了美國代理人；西南的德魯茲人則與以色列眉來眼去。基本上，這個結構既貫穿內戰本身，又持續到了今日，導致敘利亞看上去已經走過內戰，實際上卻沒有真正走出內戰。

首先是從雲端跌落谷底的阿拉維派。在伊朗與俄羅斯的共同支持下，代表阿拉維派的阿薩德政權苟延殘喘多年，卻還是毀於兩國的各自分身乏術：伊朗「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被這輪以巴衝突重創、俄羅斯則深陷烏克蘭戰場。而阿薩德政權的垮台，也意味阿拉維派苦難歲月的到來，遜尼派摩拳擦掌要為哈馬大屠殺復仇，過去受到阿薩德政權壓迫的各方，也都把氣出在阿拉維派身上，兩股脈絡共同交織，導致了針對阿拉維派的宗派仇殺，以及3月以來的「沿海安全行動」。各種場景情節似曾相識，宛如阿拉維派版的「哈馬大屠殺」，只是死傷規模小於當年。

而一連串衝突也暴露兩個政治現實。第一，敘利亞臨時政府目前所能進行的國家建構也相當有限，沙拉本人或許沒有授意部下屠殺阿拉維派，卻也明顯控制不了基層士兵的各行其是；第二，大國介入的底色並未完全淡去，親阿薩德武裝在過程中還是與黎巴嫩真主黨有所聯繫，伊朗也公開批評敘利亞臨時政府的屠殺，德黑蘭顯然想要恢復在敘利亞的補給線與地理通道，維繫「抵抗軸心」的地緣能量，而阿拉維派就是最好代理人。

時至今日，臨時政府雖然宣布騷亂結束，親阿薩德武裝卻仍在敘利亞西部活動，沒有解除武裝、更沒有談判整合的跡象。當然，這些武裝看起來沒有顛覆政權的能量，但臨時政府軍似乎也沒有徹底清剿的能力。

再來是與美國關係密切的庫爾德武裝SDF。基本上內戰爆發以來，東北的庫爾德人武裝割據，就是美國介入的直接結果，土耳其也因此有了「切斷庫爾德人聯繫」這個入侵敘北的現實藉口。而美國的考量其實與伊朗類似：要培養自己的代理勢力，尤其是在準備撤出中東、轉向印太的戰略背景下；而庫爾德人苦阿薩德政權已久，如今能爭取形同獨立的自治地位，當然也樂於接受美國的橄欖枝。

這種離心傾向一直延續到了敘利亞變天。2024年12月阿薩德政權垮台後，SDF雖在美國調解下與親土耳其武裝達成停火協議，也未公開反抗臨時政府軍，其基層士兵卻還是不斷與雙方爆發小規模衝突，SDF更明顯不願成為「敘利亞人」，所以並未參加最初整合反對派武裝的協議談判。現在之所以願與臨時政府簽署協議，當然還是出於美國的強烈要求，只是協議本身只有方向沒有細節，最終到底能讓庫爾德武裝與中央整合到什麼程度，恐怕就像臨時政府對阿拉維派的安全保障，都是結果說話的未知數。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庫爾德武裝經歷多年內戰淬鍊，提升的不只有戰鬥能力、還有自治傾向，如果臨時政府沒有祭出更強力施壓，光憑一紙協議、美國協調，就要庫爾德人解除武裝、重返阿薩德時代狀態，恐怕不太容易。

接着是立場曖昧的敘利亞南部德魯茲人。從地理分布來看，德魯茲人與庫爾德人處境類似，都是散居中東四國的跨界民族，最多聚居在敘利亞，接着依序是黎巴嫩、以色列、約旦。因此早在內戰爆發時，敘利亞德魯茲人就選擇接受「以色列德魯茲兄弟」的軍援，提高自己與遜尼派武裝的對峙底氣，部分德魯茲高層甚至一度受以色列庇護。而以方的考量也是相當明顯：只要幫助相對親以的德魯茲人建國或實質自治，就能在敘以之間形成緩衝帶，有助以色列維護國家安全。

當然，從後續發展來看，內戰並沒有讓以色列實現目標，但阿薩德的垮台顯然又讓以色列看到希望，所以趁亂直接發動了入侵，既要對敘利亞南部三省「去軍事化」，也嘗試再與德魯茲人創建關係。而德魯茲人的公開立場當然是譴責以色列佔領，實際互動卻又不是如此：德魯茲人收下了以軍送來的人道援助，且還同意100位德魯茲高層在以色列安排下參訪戈蘭高地。接下來，以色列還將開放敘利亞德魯茲人的工作許可，後者同樣沒有拒絕。

顯然，德魯茲人正在成為以色列的名目與扶持對象：如果成功讓敘以邊境的德魯茲人自治，以色列就多了一道安全屏障；而如果德魯茲人與敘利亞臨時政府軍爆發衝突，以色列就更有藉口駐軍敘利亞南部，因為要「保護我們的德魯茲兄弟」，事實上這已逐漸成為以色列現在的宣傳風向。

整體來說，不論是阿拉維派、庫爾德人或德魯茲人，面對臨時政府的統合支配，都展現了一定程度的抗拒：出身阿拉維派的親阿薩德武裝拒不妥協，並且尋求伊朗支援；庫爾德人雖然同意簽署協議，卻還想維持自治空間；德魯茲人雖然沒有嚴厲拒絕臨時政府，卻也同樣沒有抗拒以色列。

而這種支配與抗拒的拉扯，顯然不是政體的改換可以解決。因為政治實體與國家社會要能建立秩序，關鍵還是被治理者要對所屬群體產生認同，進而服從治理者的支配。當然凝聚認同的方式軟硬皆有，但核心原則還是完善治理；正如外界要拆解一個國家的內部團結，方法同樣五花八門，但萬變不離其宗還是利誘拉攏，歷史上的帝國解體、改朝換代，案例已經多不勝數。

無論如何，一旦脫離「有歸屬才能支配」的前提，不論國家是專制或民主，都可能因為小小的內部裂痕，而逐漸走向內部秩序的部落化，敘利亞內戰是典型案例，歐美近來的極右崛起、文化戰爭當然也是一個剖面：執政的進步派精英既無法挽救經濟的失落危機，也沒能彌合圍繞身分政治的內部分歧，導致越來越多選民流向了「極右派強人」。

其實即便是阿薩德已經跨台的當前敘利亞，也依舊深陷治理失能、統合未成的泥淖，總統沙拉簽署憲法宣言當天，以色列甚至還空襲了大馬士革。這種內有割據、外有強敵的狀態，不論政體最終走向專制或民主，凝聚認同都是相當艱鉅的挑戰。

當然，把「阿拉伯之春」視作「民主化」，原本就是種粗暴的失真簡化，因為即便忽略歐美的域外介入，光是推動「阿拉伯之春」的本土勢力，就不只有渴望自由民主的一般民眾，更有希望攫取權力的其他參與者，例如敘利亞的非阿拉維派武裝與庫爾德人、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與反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派系、利比亞的卡扎菲（Muammar Gaddafi）敵對部落。換句話說，「阿拉伯之春」的本質還是改朝換代，而無關傲慢傳教視野下的啟蒙與進化。

回顧敘利亞的分裂本身，其病根早在獨立前就已種下，再加上內戰後的大國介入，短期內似乎也難尋解方。此前不少聲音認為，推倒阿薩德這個獨裁政權，敘利亞未來就能走向民主、迎來自由的喜悅與繁榮，其實從當前局勢來看，這恐怕還是過度樂觀的想像。畢竟從獨立以來，敘利亞的深刻命題就不是民主或獨裁，而是各方對於這塊彼此共生的家園，始終缺乏了共同的國家願景，也沒有統一的身分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