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對華政策・下｜澳洲仍在躊躇　日本尋得出路

隨着中國實力日益增長、關鍵玩家的地位不斷鞏固，西方各大國近年來都開始著重調整對華政策，而計劃統一西方對華陣線的拜登的當選，又不可避免地影響了多國調整政策的方向。
其中，英加都似與中國漸行漸遠，前者是取巧尋找中間之道卻效果不彰，後者因孟晚舟案不得已倒向更具領導力的拜登；以法德為核心的歐盟則是決心走一條更獨立的外交道路，拒絕「聯美抗中」。
至於與中國同屬西太平洋的澳日，又是另一種情況，前者正處於與中國激烈貿易戰後的反思期，而後者是早已走出與華關係低谷，並預計延續現有道路。

澳洲：將中國當顧客　美國當朋友

中澳去年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交鋒。雖然得益於中國經濟復甦時對鐵礦石等大宗商品的強勁需求，澳洲對華出口在去年僅同比下降2.6%，但來自中國的投資卻大降61%至10億澳元，遠低於巔峰時期2016年的165億澳元。如此經濟損失促使莫里森為中澳衝突滅火，他年初數次要求與中國對話以改善關係，卻又在上月指維多利亞省與中國簽訂的價值15萬億美元的「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毫無益處，似有撕毀之意，而這顯然會阻礙中澳關係回暖。

做為一個三分之一出口依賴中國市場、與中國無領土爭議的國家，澳洲卻與中國爆發罕見程度的交鋒。歸根結底，還是澳洲作為身處亞太地區的白種人國家，其安全保障、移民來源和心理認同一直屬於地理距離更遙遠的西方，對中國迅速增長的移民、投資、政商影響力和區域主導力感到焦慮。

在中國2010年以來成為澳洲第一大貿易夥伴後，民調顯示澳洲民眾產生戒心的比例從半數一路走高至七成，認為「政府允許過多中國投資」，其心態類似於美國上世紀80年代擔心被日本買下的憂慮，而執政者亦是如此。2013年至2015年執政的自由黨總理阿博特（Tony Abbott）總結中澳關係是「貪婪和恐懼」，2018年至今執政的莫里森形容「中國是顧客，美國是朋友。」

但澳洲近年的對華政策，似是在恐懼之下全面轉向朋友，而鮮少顧及顧客的感受。特恩布爾（Malcolm Turnbull）在2015年至2018年掌權期間大幅轉變南海立場，跟隨美國在南海航行，支持菲律賓將南海問題訴諸國際法院。澳洲情報機構和媒體也著重強調中國對澳洲政商學界的滲透和「一帶一路」項目入駐其太平洋後花園的威脅。特朗普執政更是加深了澳洲對於區域內力量天平會朝中國傾斜的憂慮。

在對華草木皆兵的輿情下，特恩布爾於2017年底推出《反外國干預法》和《反間諜法》，直接用中文宣告「澳州人民站起來了」，以顯示澳洲從外國勢力中奪回主權。當然，完善防外國滲透的法律體系無可厚非，但特恩布爾過於針對中國，無益兩國關係。

在特恩布爾的繼任者莫里森2019年冒冷擊敗了「會擁抱中國」的工黨後，澳洲繼續此前對華政策，並終於在2020年疫情期間踩過界，因帶頭要求世衛調查新冠疫情源頭而引發中國以貿易戰回擊。不過莫里森未及時反省失衡之處，而是進一步倒向美日，例如隨美國拒絕承認中國在南海的主權；通過《對外關係法案》取得否決地方與外國簽署協議的權力，直指維多利亞省的「一帶一路」項目；赴日簽訂《互惠准入協定》進一步加強軍事同盟聯繫……

如今中澳關係進入冷靜期，莫里森固然可以順拜登當選的勢，而降低對華攻擊的分貝，但他真的決心調整澳洲的對華政策了嗎？他雖在2019年大選前指出「澳洲可以站在顧客（中國）一邊，也可以站在朋友（美國）一邊」，但在中國看來，澳洲卻並不有做到平衡，而是在多個問題上任由澳洲國內國外各種力量損害兩國關係，乃至與美國站邊，損害中方利益，最終導致中國以貿易戰打破了「政冷經熱」的狀態。

中澳關係已經到了需要調整至下一階段的時刻，而中國顯然在這段雙邊關係中佔據更大的主動權。對於可能在今年提前大選並連任、有望成為近年澳洲少見的「長命總理」的莫里森來說，澳洲無疑需要更謹慎地權衡利弊，更多地考慮「顧客」感受。

中日已走出摩擦期

日本與澳洲制定對華政策時存在諸多相似之處，例如兩國同樣是「經濟離不開中國，安保離不開美國」；兩國情報等官僚系統長期與美合作較多，具有強大的親美慣性；且中日之間還夾雜了歷史因素和主權爭議，以及長期執政的自民黨希望修改憲法承認自衛隊、恢復其「正常國家」地位與中國的必然衝突。

不過，比起澳洲，日本已經歷並走出了因中國崛起而引發的摩擦期。該國從2017年起再次遵守「擱置爭議、共同發展」的黃金準則，使雙邊關係走出因日本2012年將「釣魚島國有化」風波帶來的低谷。

外界普遍認為，安倍政府改變對華道路，一方面是因為他2012年上任後推行「價值觀外交」以牽制中國的效果不如預期，另一方面是特朗普上任後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和對日本貿易逆差深感不滿，讓日本更傾向於與中國緩和關係以對沖美國外交不確定性的風險。

因此，安倍等大多自民黨高層開始迅速扭轉方向。自民黨總幹事二階俊博2017年5月率代表團出席「一帶一路」高峰會，此後雙邊關係隨中國總理李克強2018年訪日、安倍同年訪華等一系列互訪，進入了來之不易的溫和期。也正是2017年以後，中日貿易規模更進一步，在去年日本出口總額同比下降11.1%的情況下，也對中國出口額同比增長2.7%。

即使如今更具領導力的拜登接任，美日澳印四方會談（Quad）愈發穩固，菅義偉預計也不會放棄安倍後期政策。例如他去年12月在「零重力峰會」（GZERO Summit）就指出，希望加強「美日同盟」，也希望同以中國為首的近鄰國家構築穩定關係。從菅義偉政府與香港、新疆等問題保持距離，也避免在靖國神社、釣魚島問題上生事，就可看出中日整個外交基調還是積極的。

日本的經驗已經證明，與中國擱置爭議共同發展，不全面倒向提供安全保障的美方，才是對自身最有利的選擇；且自民黨內部已接受了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強國的事實，不再處處以「中國威脅論」的角度看待中國的對外投資；安倍政府成效不及預期的「價值觀外交」也已顯示，日本難以在區域內廣泛結成小團體制衡中國，尤其是現在東盟十國與中國經貿關係愈發緊密，南海問題的涉事方（菲律賓、印尼和越南）也與中國關係穩定，身為Quad成員的印度也在中印邊界衝突消弭之後，被報導開始加速審批來自中國的投資。在此大背景下，日本固然會加強與Quad方面的聯繫，但卻不是如美國所想的那樣讓Quad成為應對中國的武器，而這是將之視為一個供能與中國討價還價的籌碼。

當然，澳洲三年一議會大選且黨內外鬥爭激烈，導致領導人需要更加迎合選民情緒，而不像日本自民黨一黨獨大且民眾較為政治冷感。不過，為了長期利益，澳洲政府還是需要摒棄對中國的不理性猜忌，在中美之間走出一條更符合己身利益的道路。而澳洲越晚認識到中國是其搬不走的域內強國、以及該國未來經濟增長和就業離不開中國的持續發展，就越吃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