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棄軍事介入和推翻政權？ 美國傳播民主的想像與現實
「我們不會以昂貴的軍事介入，或者以武力手段嘗試推翻專制政權的方式，去傳播民主。這些策略我們以往都試過。無論立意如何良善，它們都沒有作用。它們給傳播民主帶來負面名聲，亦失去了美國人的信心。我們會以不一樣的方法行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本周三（3月3日）在其上任後首個重要外交講話、列舉八大首要外交政策之時如是說。
從1961年古巴的豬灣事件，到本世紀以來的兩伊戰爭，美國以推翻政權或軍事介入手段去傳播民主的嘗試，以及此等嘗試的失敗，早已為人熟知。雖然拜登（跟特朗普一樣）宣稱不會再打起「永遠完不了的戰爭」（endless wars），但當拜登上周五（2月26日）對敘利亞境內受伊朗支持的武裝力量發動空襲報復對方此前攻擊之後，人們都想到2003年曾經力主入侵伊拉克的布林肯似乎將會繼續其所謂的「自由派介入主義」（liberal interventionism），以武力在他國推進美國眼中的廣義民主普世價值。
然而，這次由布林肯本人「現身說法」，以毫不含糊的用詞聲明對這種武力介入手段的揚棄，相信將能讓外界放下這種疑慮。
民主是外交目標 也是外交手段
要留意的是，放棄武力、放棄推翻專制政權，並不代表拜登當局要放棄美國傳播民主的「使命」。從布林肯發言中對「民主正受威脅」的內容，以至其中對中國挑戰的強調，我們更可以看出，相對於特朗普時代的利益交換式外交政策，高舉民主將會是拜登外交的主軸。
民主，對布林肯而言，是外交目標，也是外交手段。他認為在全球捍衛民主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強大的民主國家更加穩定、更加開放、能成為（美國）更好的夥伴、對人權更具承擔、更不傾向產生衝突，並能作為（美國）商品和服務更可靠的市場」。因此，傳播民主就是美國利益所在。
然而，正如布林肯所指，即使強如美國，也不能獨力解決全球挑戰，民主就成為了美國聯結盟友共同行動的外交手段。這特別顯現在對華行動之上：「我們集體的重量讓中國遠遠更難忽略」。
正如拜登執政團隊的種種外交說詞一般，他們認清了國際大勢已走上西方民主制度與專權制度之間的對峙。而與特朗普時代不同，他們認為其決勝關鍵是要在實際事務上證明民主有效、對人民有益、對民主各國有利，而非像前任政府般空談民主價值。
在眼下的實際情況而言，這就是充實民主國家的抗疫成果、重拾民主國家的經濟實力。根據《金融時報》所指，美國正與日本、印度、澳洲等亞洲民主國家溝通，建立計劃在亞洲分發疫苗，以對抗中國影響。而華盛頓政界眼下正盡力通過的1.9萬億美元救濟方案，則是拜登政府重建經濟的起步。
這種政策上的轉向，無論如何也是正面的。可是，這種傳播民主的戰略本身依然包含着兩種與現實或許不太相符的理想，最終導致美國外交不得不又再來一次調整。
「捍衛民主」必需硬實力？
首先，放下了軍事介入和策反政權，美國要傳播民主，手頭上的力量就只有盟友和制裁——拜登當局也許遠遠高估了這兩者的效力。拜登上任以來，在緬甸政改與俄國反對派領袖納瓦利尼（Alexei Navalny）被毒害和收監的兩宗事件上都使用過，但兩者都難見成效。
在緬甸問題之上，美國先是說要與盟友共進，隨後卻自行制裁緬甸軍方要員和相關組織，並實施出口管制，阻止軍方相關機構或人員取得含有美國元素的科技產品。此等制裁出台已三個星期，緬軍卻毫無退意，近來更加控昂山姬素罪名、升級對示威者動用的武力。
對於納瓦利尼，歐盟與美國本周二（3月2日）亦一同宣布對多名俄國高級安全官員和個人的制裁（後者的制裁對象還包括一些機構），被喻為「跨大西洋團結的明證」。然而，兩者都沒有和應納瓦利尼支持者的訴求，去針對俄國巨企作出制裁，使這個「後特朗普時代」的首個歐美重大外交聯動顯得甚為軟弱無力。
不以硬實力捍衛民主，本身就是一個現實政治考慮的結果；而以此來追逐捍衛民主的理想，最終也就不得不面對自身實力與行動空間極其有限的政治現實。
忽視了「專制善治」的可能？
對此，拜登的政策大方向就是要「做好自己」：當民主的美國重新站到人類發展的前台，各國也就自然會順應其領導接受民主體制的洗禮。這可見於他常常談及的「美國不只以其力量的範例（example of our power）去領導，而更是以其範例的力量（the power of our example）去領導」一語。由於布林肯表明美國不用武力，「力量的範例」已不存在，所以在其發言中，這一句就化約成美國會以「我們的範例的力量」去傳播民主。
美國作為全球範例的說法，經過特朗普四年執政、美國大選以來的種種亂況、應對疫情之禍，幾乎已成一則笑談。要重新將美國建成範例，就不能不接受這個民主範例已遇上其他政體的嚴正挑戰這個事實。
對於這個事實，布林肯本人，以至拜登團隊上下都有作口頭承認。然而，其言詞之間，依然作出了民主優越的假設，視「有（民主以外的）其他更佳途徑去滿足人民的根本需要和希望」為「專制國家喜愛宣揚的謊言」，而沒有客觀地將專制與民主等而視之。在這個出發點之下，民主勝於專制仍然是歷史的必然，而當下民主之弱勢只是偶遇的歧出，最終將由美國「證明他們錯了」（布林肯語）。
這種對「專制善治」的可能性的先驗否定，當然是顯出了美國作為兩百年民主大國的自信。然而，一類制度在某一個特定時空與物質條件之下能否達至善治，是一個需要由經驗證偽的命題。布林肯的自信，正是美國在此刻國際意識形態與政治制度對峙的大局當中的一個盲點。這一個盲點最終有可能會摧毀這種歷史遺留下來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