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豬肉政治:巴西遠遠未能擺脫它的「特朗普」時代
1月底,包括聖保羅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在內的多家研究機構發表詳細報告,指控人稱「熱帶特朗普」的巴西總統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所領導的政府鼓吹「機構性的散播病毒策略」,點出了巴西新冠死亡人數世界第二、總確診人數世界第三背後的一大「原兇」。
在民望下跌、彈劾案風聲四起之際,博爾索納羅的兩位中間派政治黨友利拉(Arthur Lira)和帕謝科(Rodrigo Pacheco)分別當選國會眾議院議長和參議院議長,使得博爾索納羅在2022年10月的大選之前都不必擔心其總統之位不穩。
2月3日,在親信主導的國會中,博爾索納羅發表其政策主張,指出政府將準備好足夠資金去為所有巴西人接種疫苗,並將在監管當局批准後即時購入疫苗。然而,此前一直散播疫苗不安全論調、更自稱不會接種疫苗的博爾索納羅此刻惺惺作態,就惹來國會反對派議員的噓聲,有人更高呼「2022年見」——一方面是嘲笑博爾索納羅民望不振,另一方面也是暗中承認未來兩年國會也難以動上他的總統地位。
博氏抗疫言論:「我們總有一天會死」
博爾索納羅自去年新冠疫情進入巴西之後,一直以驚人言論引起國際社會注意。以下是質疑疫情嚴重的代表性言論:
「新冠病毒問題大體上是個幻象」(2020年3月7日);
「不久,人們就會知道他們被州長和大部分媒體所欺騙」(2020年3月22日);
「病毒是在這裏,我們要像個男人般去面對它」(2020年3月29日);
「這是個神經病,七成人將會染病,沒有東西是我可以做的」(2020年5月9日);
「我對死者感到抱歉,但這是現實,我們最終都會死」(2020年5月22日)
他除了輕忽疫情之外,還跟「美國版」特朗普一般,主張未經實證的抗瘧疾藥物羥氯喹(Hydroxychloroquine)是救藥;領軍攻擊各地落實抗疫封鎖政策的地方官員,並換走兩個有醫療專業的衛生部長;企圖阻延疫情數據的公布;否決在學校、教堂、工廠等場所的戴口罩令,以及在疫情下保護原住民的措施(包括提供足夠清潔和個人保護裝備、醫院深切治療床位、呼吸機、供氧設備等)。
到了巴西新冠死亡人數已接近15萬的10月,博爾索納羅仍稱新冠疫情「被誇大」;再過一個月,他更在一官方場合上說:「現在所有事都『疫情這、疫情那』的,這一定要停,我們總有一天會死,嘗試避免都沒有用……我們再不能當一個充滿娘娘腔的國家。」
疫苗變成政爭重心
當新冠疫苗在去年底開始陸續面世,博爾索納羅更轉向疫苗(特別是中國的科興疫苗)開火。對於輝瑞疫苗,他指其合約訂明不對副作用負責,指「如果你變成了鱷魚……如果有一些女性出生時就長了鬍鬚,如果有男人聲音變高」,輝瑞將脫掉關係;他更曾取消中國疫苗的訂單,指「巴西人不會當別人的白老鼠」,並多次毫無證據之下暗指中國疫苗有害。
到去年12月15日,他更斬釘截鐵的宣稱:「我不會打疫苗,句號。我的生命有危險嗎?這是我的問題。」
比特朗普更嚴重的是,博爾索納羅將疫苗也變成政爭議題,特別針對此前因抗疫封鎖政策與之相爭、有可能在2022年問鼎總統寶座的聖保羅州州長多利亞(João Doria)。例如他在11月10日就曾說:「死亡、殘廢和失常:這就是多利亞想強制所有聖保羅人接種的疫苗。」其支持者則聲稱多利亞趕忙進行疫苗接種,只是想藉博爾索納羅宣稱正將來臨的疫苗終結歸功於疫苗。
在巴西亞馬遜州(Amazonas)馬瑙斯市(Manaus)本年初發現變種病毒之際,加上原料想已因疫情第一波而有群體免疫的馬瑙斯市竟再遇疫情大漲,此前多次拒絕購買疫苗(包括輝瑞和科興疫苗)的博爾索納羅,終於放下其「男子氣慨」,在1月17日批准使用阿斯利康和科興疫苗,並公布購買疫苗或購買疫苗原料自行生產的計劃。到了2月3日,為解疫苗不足,巴西亦宣布將購入俄國衛星-V疫苗和印度研製的Covaxin疫苗作緊急應用。
然而,博爾索納羅此前的政治爭鬥已使巴西失去了不少寶貴的抗疫時機。
根據民意調查機構Datafolha的數據,博爾索納羅在1月底的民望已跌至31%,不滿度升至40%。雖然有近46%人認為博爾索納羅不必為巴西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數負責,可是相較於曾繞過國家政府自行購買疫苗的多利亞,只有28%人認為博爾索納羅為巴西抗疫做得更多,而認為多利亞做得更多的則有43%。
如此情勢下,何以博爾索納羅的盟友會突然奪得國會兩院議長之位?
中間派的分豬肉政治
這就有賴於在巴西國會中有近230席左右的中間派(Centrão)「分豬肉」政治文化。巴西國會黨派林立,議員跳槽、另立門戶的情況時常發生,其眾議院最大黨佔總議席數只得約10%,於是總統要通過立法,往往要通過極其繁瑣的利害交換才能獲取。
在此等權力分配情勢下,巴西國會中更有眼中只求保守自身政治權力或地方發展,卻毫無政治堅持和主張的中間派議員。總統為了爭取這些只見利害的政客支持,往往會將中央政府的資源分配到他們手上,作為得到他們支持的代價——即所謂的「分豬肉」政治。
根據《聖保羅州報》(Estado de S. Paulo)的報道,在利拉和帕謝科兩個新議長上任之前,聯邦預算已預留資金幫助國會中近250位議員所屬選區的建設項目。而他們也陸續得到一些有預算支出機構的領導位置。
例如巴西的國家教育發展基金(FNDE)的主席位置就交到利拉的進步黨(PP)黨友手中。其2019年的預算高達500億巴西里亞爾(real,折合約724億港元);而此刻身陷貪污調查的利拉正好是中間派不同政黨和政客公認的領袖之一。
此種政治文化在1988年巴西軍管後憲政初立之時已經種下根。工人黨前總統羅塞夫(Dilma Rousseff)2016年被彈劾下台,正正是因為她失去了當時「中間派」領由庫尼亞(Eduardo Cunha)支持——後者其後也因涉貪被判入獄近16年。羅塞夫的接任人特梅爾(Michel Temer)也是因付清了中間派開出的「帳單」,才得以避過司法當局向國會對他提出的兩宗刑事起訴。
2018年,在眾議院打滾近20年的邊緣政客博爾索納羅打着政治素人的反建制、反貪旗號崛起,成功贏得總統選舉,其中一大主張就是要打破中間派的「分豬肉」政治。然而,當其民粹政治抵不住疫情衝擊之際,這位「非傳統」的政客終於明白地返回傳統,讓巴西政治回復「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