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拜登對華「戰略耐心」的三種決策困境

白宮新聞發言人普薩基（Jen Psaki）1月25日回答記者有關拜登（Joe Biden）政府對華關係提問時，提到要以「戰略耐心」（strategic patience）的手法處理對華關係。熟悉國際關係的人都明白，民主黨政府最喜歡利用各種政治名詞或外交辭令，包裝自己尚未成型的方案和政策。「戰略耐心」就是其中之一。

從民主黨政府過去執政經歷來看，「戰略耐心」的策略其實並不奏效，尤其體現在應對朝鮮半島問題方面。它實際上就是美國一種低成本的等待和不作為策略，手法上只注重施壓和管控，而不是解決實際問題和關切。可以說，這種策略是失敗的。

普薩基在奧巴馬（Barack Obama）時期就擔任過政府發言人，面對記者圍繞中美關係的連番提問，她至少三次提到「耐心」。從這種回應姿態來看，拜登新政府外交團隊還在磨合，尚未制定出可行、有效的對華戰略。

如果更好地理解這一「戰略耐心」，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解讀。

拜登曾和中國領導層交往密切，對華關係認識也在發生變化。點擊查看大圖：

第一，須對中美關係降噪降温，回歸傳統穩定的博弈路線。

過去四年，特朗普（Donald Trump）右翼政府執政，給對華關係帶來的大的轉變，相關決策也過於急躁。拜登上台後就是要改變這種急躁，讓美國決策冷靜下來，回到坎貝爾（Kurt Campbell）所說的和中國「穩定競爭」的狀態。這也是拜登外交團隊智囊設計和完善對華戰略的一個基本前提。

如果進一步解讀普薩基之表態，現在的白宮需要一個全面戰略，更加系統地解決中美之間的問題。而且，這種戰略是跨部門、跨黨派且和盟友協商過的戰略，所以需要一定的時間，也要保持一些耐心。

第二，拜登不得不延續特朗普時期部分政策或策略。

基於特朗普時期對中美關係帶來的傷害，以及當前華府兩黨對華強硬的輿論氛圍，拜登政府重新審視前政府對華政策的同時，也要考慮延續部分奏效的策略。譬如，拜登政府將在一段時間內保持特朗普時期的對華關稅；拜登上台後已依據美國《1930年關稅法》對知識產權侵害等問題針對中國發起的「337調查」，基本上延續了特朗普時期對華「301調查」的做法。拜登政府淡化或否定脱鈎路線的同時，也不得不保留部分脱鈎的策略。

而對於特朗普限制中國企業上市或對美投資的行政令，白宮要進行跨部門、甚至跨政府溝通，重新審視其中利弊。這個審視過程需要一定的時間和耐心。但從這種「耐心」來看，拜登對於廢除一些特朗普時期對華行政令是持開放態度的。

第三，中國並非緊要的優先議題，對華關係從「管控」開始。

以內政抗疫和刺激經濟為先的拜登新政府，中國議題絕非其當前優先事務。任何對華決策都要服務於美國內政利益。但為了成功調整四年來的對華關係，拜登就需要重新校準美國利益所在，管控彼此分歧，把握好對華接觸與競爭之間的平衡。這樣也有助於和特朗普時期政策劃清界限。

而且，拜登政府和中國政府互相都很了解對方，在這個時候雙方任何一方出手，都要把握好時機和分寸。尤其對於拜登政府，為了降低決策的「可預測性」，他們也不可能繼續像奧巴馬時期那樣決策。但無論是穩定的競爭，還是務實的合作，美國對華關係決策都要首先做好對雙邊分歧的「管控」。

所以，白宮整體上還在評估對華政策，保持「戰略耐心」也是出於謹慎，是回應外界有關中美關係疑問的權宜之計。

尤其是面對國會兩黨對華強硬的政治訴求，白宮在出台有效對華政策前，可以借「戰略耐心」的提法，緩衝來自兩黨在香港、台灣和新疆等涉及中國核心利益議題上的施壓。這也有助於白宮在延續特朗普時期對華強硬姿態的同時，迴歸傳統外交做法，最大限度地降低對華決策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