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克爾為特朗普「打抱不平」的背後：歐盟深陷「數字主權」困境

在以Twitter和Facebook為代表的美國社交媒體巨頭接連封禁特朗普（Donald Trump）之際，大西洋彼岸的歐盟領導人卻並未加入華府建制派精英的「倒特狂歡」行列。

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在1月11日表示，Twitter和其他社交網絡封禁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賬戶的行為是「有問題的」，因為網絡平台所有者不能決定他人享有的言論自由權利。無獨有偶，法國財長勒梅爾（Bruno Le Maire）也表達了不同意見「無論特朗普的言論有怎樣的問題，對網絡輿論的監管都不能交由數碼寡頭來完成」。

與默克爾和勒梅爾的直率批評相比，歐盟首席外交與安全事務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的表態就顯得委婉得多，他本人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寫道歐洲需要「能夠在更好規範社交網絡內容的同時，謹慎地尊重『言論自由』。這方面的管理不可能主要根據私人主體制定的規則和程序來執行。」

歐盟領導人對特朗普奉行的美國優先政策頗有微詞，過去四年美歐關係直線下降有目共睹。在這樣的背景下，默克爾等人反對社交媒體封禁特朗普，有為特朗普鳴冤叫屈的言外效果。

風起雲湧的數碼革命正在改變這個世界，改變人們的生活。數碼經濟、數碼主權、數據保護、信息監管、數據壟斷等話題層出不窮的原因正在於此。數據作為一種新型生產要素，正變得與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等傳統要素一樣重要。

對於布魯塞爾方面來說頗為不利的是，歐盟目前在對這一生產要素的掌控上處於絕對劣勢地位。不僅在本土難以培育出體量相當的互聯網巨頭，在多項事關網絡數據安全的核心技術上，歐盟也幾乎全面受制於人。

以德國為例，包括大眾汽車在內的德國重要企業，以及包括德國內政部和社會保障系統在內的大批關係到國計民生的數據竟大都儲存在美國微軟、Google、亞馬遜等互聯網巨頭的服務器上，這種對美國技術的高度依賴對德國絕非好事。

面對在「數碼主權」領域的不利局面，布魯塞爾方面採取了多管齊下的應對舉措。首先，也是最根本的一點是在產業科研與技術層面的投資與發力。

比如，此前主要圍繞基礎科研領域的「地平線2020」計劃中，劃撥數碼技術相關領域的研究資金十分可觀。

相關領域的基礎科研受惠於此，確實取得了一些實質性進展。但受制於總體產業環境，相關的科研成果並不足以轉化為足夠的「技術籌碼」。

又比如，面對美國在2018年通過法令，要求數據託管方可以應美國政府要求提交任何客戶數據的不利局面。

德、法兩國已召集了包括德國電信、SAP軟件公司、西門子公司以及博世公司在內的40多家各型企業，藉以打造一個德、法研發，歐洲主導，代號「Gaia-X」的歐盟雲計劃。

但受制於歐盟自身決策協調框架的複雜性，處於起步階段的歐盟雲計劃尚不足以在短期內扭轉歐盟在「數碼主權」方面的劣勢。

由於在「治本」層面的發力短期內難以見效，歐盟只得退而求其次在「治標」層面強勢出手——即利用自身在數碼領域規制與監管方面的相對優勢，對「橫行」歐洲市場的美國數碼巨頭頻繁亮牌敲打。

比如歐委會先後在2017與2019年在反壟斷政策的框架下，對美國數碼巨頭Google開出了總計90億歐元的天價罰單。同樣以產業反壟斷為名，歐委會在2017年5月對美國另一數碼巨頭Facebook開出了總計1.1億歐元的罰單。

對於美國總統特朗普賴以「發光發熱」的Twitter，歐盟方面也沒有忘記「關照」——去年12月15日，歐委會以數據隱私保護法的名義對其開出了45萬歐元的「見面禮罰單」。

不惟「臨時敲打」般的開罰單，就在Twitter收到「見面禮」的當天，歐委會提出了兩項將影響大型科技公司運營方式並可能對違反規定的行為處以高額罰款的新法案，《數碼服務法案》（Digital Services Act）和《數碼市場法案》（Digital Markets Act）。

兩部「適時而生」的新法案旨在系統性遏制美國數碼巨頭在歐盟市場內的「壟斷式競爭行為」，併為歐盟本土規模較小的平台、中小企業和初創企業的發育成長創造儘可能有利的外部環境。

雖然在爭奪「數碼主權」方面做出了不少實質性努力，但由於短期內難以在數碼領域的核心技術環節打開局面，歐盟目前仍然難以對咄咄逼人的美國數碼巨頭進行足夠強勢有效的反制。

這也是當「歐盟之敵」特朗普陷入數碼巨頭集體圍剿之際，歐盟領導人難免生出「兔死狐悲」之感的關鍵原因所在。布魯塞爾方面明白，相對於在規制矽谷巨頭方面擁有「一錘定音」能量的華府，歐盟的類似能力與之相去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