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部紛爭難平　歐盟緣何力挺中歐投資協定？

自本月初以來，中歐全面投資協定談判頻頻傳來利好消息。據悉，歐盟首席貿易代表東布洛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s）在12月21日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敲定了協議的最終細節。按照歐盟方面的既定程序，協議文本須交送交歐洲議會表決。

由此看來，之前雙方所訂立的今年年底之前達成協議的既定日程實現在即。不過，一片大好形勢之下，歐盟內部圍繞這一協定的紛爭拉鋸仍在持續發酵。

作為一位負責歐盟貿易事務且輔助性參加過協定談判的高級技術官僚，韋安德（Sabine Weyand）表示其對來自中國方面的「慷慨讓步」，尤其是在中國國內市場准入問題方面的「饋贈」頗為振奮。

但她同時對中國尚未在勞工權益保障方面，特別是改革國內頗受爭議的勞改體制上，做出相應的改變承諾，感到不安。

相比於韋安德的不安，一些活躍在歐盟各大機構裏，且素來對華抱持敵視態度的職業政客們對上述問題更是火力全開。而他們的抨擊點也不僅限於韋安德提及的勞工權益保障，還將中國近年來在新疆和香港「嚴重侵犯人權的行徑」也一同聯繫起來就行「深入揭批」。

更有甚者，他們當中的部分激進分子還公開表示此時與中國構建如此全面系統的經濟紐帶是個「戰略性錯誤」。與此同時，歐洲議會之中來自社會民主黨與綠黨的代表團已經數次表示如果布魯塞爾方面試圖以在勞工權益上的讓步來換取協定達成的話，他們將在議會表決時進行聯手阻擊。

然而，即便在內部紛爭如此強烈難合的情形下，歐盟最高決策層依然不遺餘力地推進年內協議的最終達成，而這一「決策定力」也得到了來自法德軸心的力挺。

歐盟內部這一看似矛盾的兩股趨勢背後的直接動因源自布魯塞爾方面對另一支事關歐盟核心戰略利益的雙邊關係——即歐美關係——中所隱含的重大不確定性的深層憂慮，事實上，這種深層憂慮在特朗普時代已屢有直接展現。

自特朗普當政以來，在「美國優先」戰略原則指導下的華府不僅公開與欽定的「天字一號」挑戰者中國展開全面對抗，就連一貫作為「民主橋頭堡」的歐洲盟友也不放過。

歐美之間圍繞「不公平補貼」與「歧視性關稅」的貿易拉鋸戰幾乎貫穿了整個特朗普時代，而在大選年，尤其是美國疫情全面爆發之後，特朗普政府試圖以盡全力攫取「外部紅利」的方式來挽救持續走低的選情，對盟友的壓榨更是毫不手軟，甚至到了錙銖必較的地步。

今年8月，華府在強力施壓德國放棄北溪2號（Nord Stream 2）項目，並轉買價格至少高出俄羅斯輸歐天然氣50%的美國液化天然氣（LNG）不成之後，惱羞成怒的特朗普當局直接下令對所有參與北溪2號項目建設的歐洲企業實施全面制裁。

無獨有偶，就在同月中，特朗普當局公開宣布將繼續維持此前針對歐盟輸美產品的懲罰性關稅不變。

這一決定也標誌着，自2019年10月世貿組織裁決美國可以就歐盟對空中巴士（Airbus）的「非法補貼」加徵報復性關稅的裁決以來，歐美圍繞這一貿易爭端所進行的為期近一年的雙邊協商宣吿破產。

在拜登勝選之初，厭倦了反覆無常的「特朗普式壓榨」的歐盟曾經一度熱切盼望即將履新的拜登內閣能夠在跨大西洋夥伴關係上「大幅反正」。

為此，布魯塞爾方面甚至一度提出了歐美之間組建技術同盟，以聯手反制中國對西方世界「技術霸權」之全方位挑戰的官方倡議。但布魯塞爾的熱情並未得到來自華盛頓方面的相應回饋，如此嚴酷的現實讓歐盟決策層逐漸意識到跨大西洋關係並不會因拜登的上台而如己所願的那樣「重回正軌」。

拜登在競選期間對重振美國製造業的全力承諾，決定了其無法成為如歐盟所願的「自由貿易信條」的忠實執行者。因此，拜登時代的歐美經貿關係極有可能如特朗普時代一樣矛盾尖鋭且摩擦頻繁。

更令布魯塞爾方面憂慮的是，即使在雙方核心利益重合度較高的領域中遏制中國對西方「技術霸權」——尤其是「數字技術霸權」挑戰的層面，歐美之間在諸如如何引導數字產業有序發展以及如何保障網絡安全方面仍然存在難以彌合的分歧乃至對立。

歐委會於12月15日頒布的，旨在限制美國互聯網巨頭之「不公平市場競爭行為」的《數碼市場法》（DMA）與《數碼服務法》（DSA）就是上述分歧的最新例證。

正是基於跨大西洋關係無法在拜登時代「大幅反正」的預期，布魯塞爾的最高決策層方才在內部紛爭尚難止息的情形下，繼續一力獨行地推進中歐全面投資協定在年內的落地，以期藉此最大限度地對沖歐美關係「難返正軌」給歐盟核心利益所帶來的戰略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