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混戰挾持三十萬農民 莫迪農業改革的新試煉
到12月下旬，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終於宣布要接見「示威農民代表」，至此，從「Dilli Chalo」（向德里進軍）轉變為「Baraht Bangh」（全國示威）的北印度農民示威也進入了新階段。
此前，印度最高法院已在12月17日確認農民的「非暴力示威」屬合法行為，這從三十萬從北印度旁遮普、哈里亞那等邦前往德里郊區的農民可以繼續前往紮營堅守，當地軍警對此也無計可施。
但另一方面，來自莫迪（Narendra Modi）當局的冷處理也讓此次活動逐漸陷入僵局。參與示威的各大團體堅持的包括廢除《2020農產品貿易和商業法案》、《2020農民價格保證協議和農業服務法案》和《2020基本商品修訂法案》三項農業法的十大訴求在新德里當局面前毫無反饋。
12月8日後，新德里的示威者逐漸露出其真實的一面
莫迪當局只確保農產品營銷委員會（APMC）、農產品地方專賣中心代理人（mandi）和「特定農產品最低保證價格」（MSP）三者地位，同時宣布「農民土地不會被掠奪」，除此之外的條件均不接受，這讓捲入和平示威，竭力避免對抗的眾多政治力量感到無所適從。
於是，一場可能把莫迪捲入其中的政治混戰就這樣變成了一場比拼誰先耗盡耐心的耐力賽，在新德里近期氣温驟降，甚至已有至少二十人「凍死街頭」之際，此次風波的結局也在非暴力的「和平對峙」下轉入了某種無奈且無所適從的結局。這對於繼續實施農業改革的莫迪當局來說，無疑是可以接受的現狀，而莫迪當局在阿達尼集團（Adani Group）、安巴尼家族（Ambanis）協助下展開的行動，也有可能給印度農業帶來一點新色彩。
到了德里又如何
對很多印度觀察家來說，新德里周邊從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發生的事情正在變得魔幻起來。11月下旬，成千上萬胼手胝足、穿戴着賈特人、錫克人服飾的農民或步行、或開着農用車和拖拉機，從西、北、南幾個方向湧入德里周邊的各大關口。其中國大黨執政的旁遮普邦就放出了20萬人大舉南下。
示威者先在號稱哈里亞納門戶的巴哈杜爾加爾、新德里東南的諾伊達工業地帶以及哈里亞納邦索尼帕特以南的辛胡（Singhu）等關口與軍警的水龍、催淚彈對峙一番，後在當地紮下營寨，開始威脅要駐紮半年以上。
德里周邊各個關口的農民自稱預備長期堅守
由於執政的印度人民黨（BJP）人士稱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稱「莫迪當局不會再次以強推《公民身份修正案》（CAA）引發全境騷亂的方式來應對此案」。這讓外界以為由五百家農民組織領導的示威似乎讓新德里看到了其威力。
加之示威者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展示了自己「不怕新冠」、「不怕死」的氣概，一時間，新德里圍城帶來的衝擊就讓印度內外大為震驚。
到12月8日，隨着這場風波在新德里周邊轉入「全國示威」，它的轉折點也隨之而來。示威者發現自己此前進軍德里的勁頭似乎到此為止了。
不可否認，在12月8日前，示威代表高姿態地宣布與印度人民黨（BJP）當局自11月下旬以來的五次會談全部流產。包括農業部長托馬爾（Narendra Tomar）、黨主席納達（Jagat Prakash Nadda）、內政部長沙阿（Amit Shah）及防長辛格（Rajnath Singh）的特別委員會提出的條件不能說服「聯合農民陣線」（Samyukt Kisan Morcha）、「全印度農民鬥爭協調委員會」（AIKSCC）等數百個團體公推的十幾名代表。但示威者此後也逐漸陷入無的放矢的困境。
在12月8日，示威人員宣布「全國示威」，拒絕政府委員會的第六次對話邀請後，示威民意代表們也發現自己已經被新德里當局和莫迪冷處理了。莫迪當局甚至在12月8日後有意迴避了新德里的一些事情，轉而前往古吉拉特等地處理當地民情。
隨着新德里周邊的營地不斷傳出有人死於「降温」、自殺或事故，社交網絡上也開始有聲音指責示威者裹挾民意，批評「富農」、「地主」、「錫克教團分子」和「反對黨團」控制示威，這使得此次風波的大環境開始有利於莫迪當局。也讓此前津津樂道「包圍新德里」、「圍攻莫迪」的觀察家們開始重新審視印度的實際環境。
示威者的真正目標
事實上，環顧BJP內部的一些抱怨，這些新德里的政客們對於此次風波的一些判斷還是頗具針對性的。
除去荒誕不經的「中國和巴基斯坦策動示威」、「城市毛派分子鼓動造反」（實際上，北印度沒有印共毛主義及游擊隊勢力）等言論外，他們針對示威者活動區域、活動人群得出的「富農及地主勢力」、「旁遮普地方勢力」、「卡利斯坦分子（Khalistan，即錫克教獨立分子）」、「國大黨等反對黨支持者」參與示威的結論具備相當的合理性。這一判斷也決定了此次風波人多手雜、具備政治混戰的屬性。
繼續僵持。
印度農民從示威轉入非暴力對峙後，局勢就隨之一變
當然，此次政治混戰的核心終究還是要落在地主、農民最關心的農業改革問題上。這種局面決定了其他參與混戰的政治勢力難以置喙。
事實上，此次風波中實際受刺激最大的莫過於旁遮普、哈里亞納等地的地主群體，相對於缺少議價能力、佔據絕對多數的貧困農民，在旁遮普、哈里亞納等地的地主、富農在印度「土改」之後不僅借經濟地位，可以向農民放債，還可以依靠其裙帶關係，利用APMC機制，借代理人身份，並依靠MSP牟利。
莫迪認為，新的農業法避免了地方政治利益群體，如地主、富農、鄉紳等攫取APMC的壟斷控制地位，間接打擊了APMC機制下的農產品的代理人制度，也避免了固定收購政策造成的補貼損失，同時還有助於農民直接利用法律武器，向經銷商討回公道。如能讓包括安巴尼家族背後的信實集團在內的大資本、大企業提供供銷渠道，此舉或有助於讓印度農民直接讓產地與市場連接起來。
對此，印度的地主階級是不滿的。隨着莫迪當局取消APMC機制的壟斷性，進而架空MSP機制的補貼效果，那麼佔據多數土地的地主和富農不得不直接與農業資本家合作，並在議價上受後者壓制。這使得原先享受MSP補貼的地主會遭遇直接經濟損失。
此外，莫迪雖然打消了APMC的權威，但莫迪也破壞了在APMC基礎上建立的一套系統議價制度，此舉有可能最終瓦解印度國內用於根據《印度食品公司法》，實施國家糧食供銷政策的「印度食品公司」（FCI）體制，進而讓安巴尼、阿達尼等大資本控制市場。在地主抱怨經濟損失之後，貧僱農對物價和政治身份喪失的擔憂才變得顯眼起來。
在北印度「貧僱農依附地主和富農，後者成為前者政治代言人，前者為後者提供選票」的政治規矩仍然適用之際，貧窮農民在地主、富農提供食宿之後，便為其前驅，衝向德里城郊。雖然示威團體拿出了多角度、多層次的訴求，還把最高綱領定在廢除三項農業法上，但同樣從基層起家的BJP方面就看到了背後地主、富農對其一畝三分地的留戀，並認定示威主要人群的訴求並非廢除三項農業法，而是確保APMC的權威、代理人的利益和MSP補貼機制的存在，事已至此，這場風波就有了形成妥協的最大公約數。
北印度各個農業大邦也面臨着新冠疫情等風波的衝擊
借農業批評莫迪政府是一種省力的手段。印度人長期普遍認為莫迪的聯合政府在農業問題上的表現很差。但實情並非完全如此。2020年的風波可能只是印度自1991年改革以來不斷漸進調整的社會、經濟體制在客觀環境下遭遇的挫折之一。
2020年的印度雖然經濟萎縮，但其總體環境比起1991年中央財政赤字佔GDP的8.3%，印度盧比兩次大幅貶值的局面仍然是樂觀的。印度農業也是2020年印度唯一實現正增長的產業，尤其是其秋季糧食作物，普遍存在14%到21%的增長。這意味着新德里方面固然要糾結於民主與否等細節，但當下最要緊的問題可能已聚焦於如何平復地主、富農以及農民的情緒，至少確保前兩者的經濟利益暫不受損，這可能比起雙方爭執不一的「廢法」等長遠目標更具操作性，也能給此次風波帶來立竿見影的結果。
上文刊登於第245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2月21日）《裹挾三十萬農民的印度示威 莫迪農業改革再次面臨試煉》。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