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示威農民拒絕「見好就收」　正是莫迪反思產業的時刻？

12月10日，從「Dilli Chalo」（向德里進軍）轉變為「Baraht Bangh」（全國示威）的北印度農民示威進入了關鍵的一天。示威者正式宣布要「一條接一條封閉新德里的全部通路」，這一圍城（Gherao）行為很快在印度社交媒體上引發了爭論。

一時間，德里城外的示威農民似乎已經把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團團包圍。這種逐漸升温的態勢令外界大為驚詫，其原因也同樣值得一提。

德里周邊局勢的升温與新德里當局對示威者的冷遇有很大關係。

雖然印度人民黨（BJP）當局自11月下旬以來，和示威者舉行了五次會談，還派出了包括農業部長托馬爾（Narendra Tomar）、黨主席納達（Jagat Prakash Nadda）、內政部長沙阿（Amit Shah）及防長辛格（Rajnath Singh）的特別委員會，但高級別的談判代表並不能代表一切。示威者需要的是來自新德里的可靠答覆。

到12月上旬，「聯合農民陣線」（Samyukt Kisan Morcha）、「全印度農民鬥爭協調委員會」（AIKSCC）等數百個團體已公推十幾名代表，提出了以廢止《2020農產品貿易和商業法案》、《2020農民價格保證協議和農業服務法案》和《2020基本商品修訂法案》三項農業法為核心，要求釋放此前被捕農民以及提供更多燃油、電力讓利的十點訴求。

進入12月以來，德里周邊各個關口的農民已預備長期堅守：

遺憾的是，談判委員會在12月8日給出的20頁答覆已經明確宣示：新德里方面也許會「開誠布公」地考慮農民所反對的法案條款，但這也就是印度政府回應的極限了。其他包括修改法律、要求補貼等要求大都被搪塞。

在答覆的最後，新德里當局還正吿參與示威的各個農民組織，稱當局正以「開放的胸襟嘉許農民，努力以滿腔熱忱解決所有問題」，因此，所有參與示威的農民團體應結束抗議。這種官腔讓示威農民代表選擇在12月9日拒絕新德里當局的「第六輪對話」，並在此日宣布全面圍城。

事實上，新德里此舉可能已經觸犯到了包括地主在內的北印度農村社會的各個階層。這才讓此次以農民為中心的活動突然顯得聲勢浩大。佔據多數土地的地主和富農也不甘於成為新德里當局的犧牲品。

在旁遮普、哈里亞納等地，當地的地主、富農在印度「土改」之後，繼續保持經濟地位，可以向農民放債，還可以依靠其裙帶關係，取得農產品營銷委員會（APMC），即印度法律規定的農產品地方專賣中心的代理人（mandi）身份，並依靠印度國家限定的「特定農產品最低保證價格」（MSP），在糶賣之間牟利。

隨着莫迪當局或將取消或架空MSP制度，佔據多數土地的地主和富農會直接與農業資本家合作，並在議價上受後者壓制。這使得原先享受MSP補貼的地主會遭遇直接經濟損失。

此外，新法案打破了傳統的農村政治，破壞了貧僱農依附地主和富農，後者成為前者政治代言人，前者為後者提供選票，要挾政府的政治規矩，現在，地主和資方可以直接合作，貧僱農的政治意義將被邊緣化。

於是，在地主抱怨經濟損失，貧僱農擔心自己從此一文不名之後，雙方利益的聯合就讓示威從2020年8月一直順延至今。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2020年發生的事情很像2018年時的事情：2018年下半年開始到2019年2月，農民自殺與工人失業的風波已經席捲印度全境。莫迪當局非但不能有效解決穀賤傷農的局面，也無法緩解失業率的劇烈增長。

而今，同樣的事情還在繼續。當來自新德里、加爾各答、海得拉巴的各種信息已經形成漩渦，以便朝野雙方彼此攻訐時，這個時候反倒成了拋開BJP、國大黨之間粗俗攻訐與尖刻言辭，有效觀察印度產業、民生的時刻。莫迪麾下的BJP當局在2023年4月新一輪大選前還能繼續走多遠？此次風波也許能讓外界繼續思考如此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