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美國夢埋單:「拜登稅改」的三大影響

拜登（Joe Biden）在競選期間的主要攻擊對象之一就是特朗普的旗艦減稅法案，拜登稱該法案並沒有幫助美國中產階級，反而讓億萬富翁、大型跨國公司和外國投資者富裕起來。
現在，拜登當選總統後，正準備推出自己的稅收政策，他承諾將改善美國的財富再分配方式。

作為一個國家，美國歷來善於賺錢，但在如何分配這些財富的問題上一直存在着激烈的政治分歧。

共和黨人捍衛低稅率和小政府，以此來促進自由和健康的經濟，但對於拜登和民主黨來說，幾年來經濟的發展是以犧牲美國普通工人的利益為代價的。

為了支持美國工人，並為拜登提出的教育、基礎設施和醫療的大型復甦舉措提供資金，拜登堅持認為企業和富裕的美國人需要「支付他們應得的份額」（pay their fair share）。

作為拜登執政政策核心的這一稅收計劃可能將在三個方面產生重大影響：在疫情後的美國社會重新組織財富再分配的架構、促進美國企業承擔新形式的社會責任，以及理順美國在全球稅收體系中的角色。

對財富再分配架構的影響

拜登的網站JoeBiden.com詳細介紹了最富有的美國人如何從特朗普的減稅政策中獲利最多。他作為新總統將如何回應呢？「讓富人和公司支付他們應得的份額，並為工薪家庭提供減稅」。

拜登在這方面最常被引用的一個承諾是，他不會對年薪40萬美元以下的人，也就是98.5%的美國家庭加稅。

相反，大多數美國家庭將能夠從他的新減稅計劃中受益：計劃當中有一些短期措施作為《救濟法案》的一部分，以應付疫情影響，還有一些長期的稅務減免。這些措施將集中在普通美國人重視的問題上，為那些購買私人醫療保險、支付託兒費、買房或為退休儲蓄的人提供退稅。

相反，拜登將提高最高收入者的收入率——即工資收入超過518,400美元的個人，或超過622,050美元的已婚夫婦——將其從37%提高到39.6%。拜登還提議，對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人，按與工資收入相同的稅率徵收投資收入稅，將其從23.8%一樣提高到39.6%。

因此，根據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分析，拜登的稅務提案將在10年內增加約3.4萬億美元的稅收，而增加的稅收中會有80%將落在收入最高的1%的人身上。

這種以工人和中產階級為重點的稅收政策是民主黨對特朗普多次攻擊的回應，特朗普一直聲稱民主黨的目標是增加普通工人的稅收。

如果做得好，拜登的稅收政策可以幫助民主黨重拾美國勞動階層政黨的形象。四年來的特朗普式民粹主義讓「鐵鏽帶」（Rust Belt）州份和拉丁裔社區的許多美國工人階級對民主黨感到反感，認為民主黨只代表了具有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專業階層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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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企業利潤和社會責任的影響

為了支付他推出的政策，拜登需要向美國富人徵稅。但在他的稅收計劃中，最大的新收入來源將來自美國的公司，通過將企業稅從21%提高到28%。

這次增稅預計將在十個財政年度內給美國政府帶來超過1.4萬億美元的額外收入；而個人所得稅增稅則會帶來9440億美元的收入。

這些肯定會引起國會共和黨人反對的企業稅增加，不僅僅是民主黨人為資助大政府開支所做的最新努力，也是對人們越來越擔心美國資本主義不能保護大多數美國人利益的回應。

拜登在他的過渡期網站上宣稱，他正在「努力確保美國企業[......]將工人和社區放在第一位，而不是股東，並尊重工人在工作場所的權力和聲音。這呼應了圍繞「持份者資本主義」（stakeholder capitalism）日益升溫的倡議，即公司應考慮到受其活動影響的所有持份者，而不是在「股東資本主義」（shareholder capitalism）的主導模式中只注重股東價值的最大化。

拜登的計劃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等有影響力的組織所倡導的理念很相似：世界銀行2019年關於未來工作的報告提倡一種新的社會契約，主張企業應注重人力資本投資，而世界經濟論壇創辦人兼執行主席施瓦布（Klaus Schwab）則是持份者資本主義的積極支持者，最近他就在其2020年宣言中提出了這一觀點。

然而，這樣的願景並非沒有批評者。即使拜登有能力通過增加稅收更好地利用企業利潤，譬如解決企業無法處理的環境問題，許多人也指出，增加稅收對經濟的負面影響不只是由最富有的人來承受。

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分析指出，對企業增稅很可能會隨着時間的推移降低投資回報和工資。基於這一假設，此分析計算出拜登的提案將使每年收入在40萬美元以下的家庭的稅後收入平均減少0.9%。

拜登競選團隊指出，這個計算並沒有考慮到拜登針對中產階級的稅收抵免。然而，美國經濟仍有可能受到拜登加稅的不利影響，而持份者資本主義和提高企業稅能否解決工人階級的問題仍會引起分歧。

對全球稅收制度的影響

無論拜登提出的稅制改革是否會增加或減少大多數美國人的平均工資，他的計劃中有一個方面可能會對美國境外的全球稅制產生重大影響。

拜登的核心稅收建議之一是設立最低企業稅率，以確保公司不能通過巧妙的會計或離岸外包來逃避美國的稅收。

他的方案通過兩個關鍵建議來實行這一點：對公司的賬面收入徵收15%的最低稅率，以及將「離岸稅」（美國公司在海外賺取的利潤的最低稅率）從10.5%提高到21%。

其中第一項政策將確保向股東以賬面收入為基礎報告利潤的公司不能不繳納稅項，第二項政策將勸阻美國公司出於避稅目的而設立國外子公司。兩者相加，如果一個公司有部分業務在美國進行，那麼合法避稅的難度將大大增加。

而這兩個政策也有國際意義：白宮的這一舉措可能有助於推進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最近提出的國際企業稅的建議。過去，因為將受影響最大的公司主要是美國公司，華盛頓一直是國際稅收協議的政治進展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

今年6月，歐洲國家和美國正在就實施全球稅收制度進行談判，以確保企業無論在哪裏經營都要繳納最低額度的稅款。然而，特朗普政府聲稱會談陷入「僵局」並中止了談判。那時，美國警告其他國家，如果它們單面實施稅收，美國將採取報復性措施。

跨國公司受益於全球避稅天堂和合法避稅的國際體系，使其繳納的稅款可以忽略不計，這已是公開的秘密。

通過提高美國公司的最低稅率，拜登將降低這種避稅天堂的吸引力。他對在美國境外經營的美國公司徵稅的政治意願又可以為加強與OECD和歐洲國家的合作鋪平道路。

OECD最近提出的關於全球稅制的建議，正是將這樣一個最低企業稅率作為其兩個核心支柱之一。在這個稅務制度下，每個跨國公司無論總部在哪裏，都必須繳納這個最低企業稅率。就像拜登建議提高一倍的美國已經有的「離岸稅」，此提案的目標是讓所有國家向總部設在避稅天堂的公司徵稅。

拜登在提案中就提到，他認為美國應該「盡我們的努力，結束獎勵全球避稅天堂的全球『逐底競賽』（race to the bot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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