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不均：資本主義大國塑造的「平行時空」
過去二十年，美國經濟除經歷過2001年「9・11」恐襲、2008年金融海嘯，一度陷入衰退，其餘時間總體保持增長。以2018年數據對比2000年，部份州份如麻薩諸塞州、華盛頓州、北達科他州等的家庭收入中位數增幅更高達28%。
然而，在國家經濟蓬勃發展的同時，財富收入並不平均，貧富懸殊的情況更日益嚴重。中西部的鐵鏽帶（Rust Belt）地區，由原來的民主黨票倉，於上屆大選幾乎悉數改投共和黨。特朗普原本有望在經濟問題上繼續取得該區民眾的支持，但今年疫情大流行或許改變一切。
作為全球最富裕的國家之一，美國在過去數十年來經濟發展蓬勃，為無數國民實現了美國夢。其中，美國東北部新英格蘭地區自1980年代以來一直是美國最富裕發達地區。舉例，作為金融與高科技中心之一的麻省（麻薩諸塞州），2019年家庭收入中位數為77,385美元（約60萬港元），排名全美第五高。當地是保險集團Liberty Mutual、大型連鎖零售商T.J. Maxx，以及軍火商雷神公司（Raytheon）等企業的總部所在。
另一個收入增長最高的華盛頓州，2017年家庭入息中位數為70,979美元（約55萬港元），排全國第11位。當地是零售商巨頭好市多（Costco）、星巴克（Starbucks）、亞馬遜（Amazon）以及微軟（Microsoft）的企業總部。此外，北達科他州憑藉頁岩油和天然氣生產的大規模擴張，也取得了不俗的發展。
以上這些地區皆體現了美國經濟的盛景，也反映了美國作為現代全球一體化的主設計師及最大得益者。
當「美國資本家」變成「全球資本家」
與此同時，美國部份地區的發展卻出現滯後。其中著名的鐵鏽帶，是指傳統工業衰退的地區，包括紐約州西部、賓夕法尼亞州、西維珍尼亞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納州、密歇根州下半部、伊利諾州北部、艾奧瓦州東部，以及威斯康星州東南部。隨着鋼鐵、煤炭、紡織等行業於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衰落，這些地區的許多荒廢工廠內的機器漸漸布滿鐵鏽，因而得名。
鐵鏽帶和東南部過去20年的家庭收入中位數出現負增長，正好反映了美國在經濟繁榮下的同時，衍生出越發嚴重的貧富差距。許多普通美國民眾發現，他們沒有分享到國家經濟強勁增長的豐碩果實。
當美國資本家在以美國利益為主軸的資本全球化浪潮下走向全球，賺得盆滿缽滿之後，卻並沒有令財富回流，他們也搖身一變成為「全球資本家」，與美國社會公共利益逐漸脫節，而篤信自由市場的美國社會也並未對此情況作出改變。
終了，此前支撐美國乃至世界經濟的強大美國工業製造能力愈發空心化，財富愈發匯聚於金融業及資訊科技業，國家經濟持續創造繁榮的業績，但財富分配卻出現了極大的不均，與美國高收入群體於過去20年資產大量擴張的趨勢相對比，過去20年同樣也是美國中產階級的沒落，普通人的實質生活改善相當有限，尤其是本身從事製造業的勞動階級。
2018年，美國堅尼系數上升至0.485，創下50年來新高。相比之下，歐洲同期沒有一個國家的指數超過0.38，這意味着當地的貧富懸殊已經攀升到了危險的水平。而根據美國聯準會的數據，今天美國的貧富差距更是自1970年以來的最高點，收入金字塔頂端的1%人口，幾乎控制了整個中產階級所加起來的財富。
徵稅僅為第一步
特朗普上任以來，原本有望在經濟方面交出一些政績，包括對外的幾場自認滿意的貿易戰，對內則一度有着強勁的股市，就業率、失業率等數據亦迭創新低。
然而，今年的一場疫情令幻影消散，突出了美國經濟窘困的結構性不足。更何況，美國當前諸多重大公共政策問題，如醫療保險、退休保障、學生貸款、公共債務等社會危機，本身就從未妥善解決，說到底問題核心就是財富及收入不均。
從1970年代至今，高收入階層的全民收入佔比持續增加，低收入階層的入息中位數及整體佔比卻縮小，可見貧富差距擴大，中產式微。
今屆選舉，民主黨為挽回選民的支持，勢將重心放在財富稅之上。當然，在具體執行上有一定困難，如徵稅門檻、稅率等。無可否認，正如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彭斯（Michael Spence）指出，要解決日益升溫的社會不平等，就必須朝着課徵財富稅的方向前進。
而在課稅之餘，如何對經濟長遠發展進行更好的規劃？如何將稅收用到最需要的領域，譬如通過對公共醫療、教育等領域的投入，來為弱勢群體提供必要的支持？乃至提供技能培訓機構，為勞動力市場帶來必要轉型？又或是鋪陳必要的公共基礎設施，為偏遠地區提供貨物服務往來的前提，為繁榮地區創造進一步迸發的機遇？
從過往歷史來看，許多國家均曾透過以經濟活動的流量來課稅，如所得稅、銷售稅、營業稅等，然而卻不乏出現累退（regressive）發展的案例，使窮人的處境越加困難。畢竟，稅項本身只是工具，如何通過這些工具改善貧富不均，還有需靈動的施政思維，而非簡單的「課稅便是正確」、「減稅便是正確」等固化思維。
被意識形態裹挾的政綱
在這種背景下，由桑德斯（Bernie Sanders）於民主黨三場初選的接連勝利，以至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美國媒體簡稱為AOC）這兩年獲得一批相當忠實的支持者，兩位政治人物所獲取的支持與關注，也象徵着美國逐漸開始有了對自由市場的反思。
可惜的是，這種反思至少在現階段依舊難以落實為具體的政策，而是被意識形態之爭所裹挾。
過去一直扮演資本主義世界領袖的美國，隨着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加上國內貧富不均加劇，年輕人逐漸對社會主義不再完全抗拒，正如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社會學教授伯曼（Sheri Berman）指出，資本主義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造就了社會主義的興起。
然而，或許有人可以針砭時弊地應對當下經濟挑戰提出具體政策主張，然而一旦這些主張被套上「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標籤，便會令之變成政治之爭。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特朗普不斷重申「美國永遠不會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為民主黨貼上帶有負面意義的社會主義標籤。
若貧富懸殊持續擴大，學貸和醫保等費用依舊居高不下，美國學界、社會和政界對自身問題的反思只會有增無減，乃至為美國的糾偏創造政治動能。不過，在此次大選過程中，基於意識形態和政治利益的爭執，預估將令美國仍舊難以着手其結構性經濟問題。
今年疫情重創環球經濟，作為疫情最嚴重的國家，美國也在重啟經濟和防疫之間取捨絲毫不容易。亳無疑問，經濟是今年大選的關鍵議題，而美國各地區人們在過去20年間對美國經濟不同的經歷，也必將成為一大決定性因素。
2016年大選期間各搖擺州在彷徨之下轉投了非建制的特朗普。4年荏苒，美國選民似乎退卻了一定彷徨，多了一些執念。而這又將為選情帶來怎樣的結果？為美國經濟的前景帶來怎樣契機？值得全球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