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究竟該如何面對一個「染病」的美國？

累計確診人數逾460萬、死亡人數近15萬，單日最高增幅近8萬，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迄今為止仍在美國肆虐。期間因美國黑人男子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意外死亡而引發的種族衝突，更是直接暴露出美國社會不可調和的階級鴻溝，與難以彌合的撕裂之狀。

美國在疫情、種族衝突、經濟危機等多重因素的撕扯下，無疑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輕。面對「染病」的美國，中國究竟該怎麼辦？這是從中共高層到國際關係學界都在關心的問題。

中國外交部前副部長、現任清華大學兼職教授傅瑩，日前在一篇談論中美關係的萬字長文的結尾呼籲，中國戰略界需要行動起來，研究「應對美國挑戰的大戰略」。「應當應對」，這在中國是有共識的；可具體「怎樣應對」，卻一直是公婆之爭。

一方觀點認為，中國已經不是毛澤東時代一窮二白的弱國，也不是鄧小平時代必須依靠和美國搞好關係才能謀發展，用中共一些官員的話來說，那就是「中國人看別人臉色、仰人鼻息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基於此，面對美國接連挑起的貿易戰、科技戰、輿論戰乃至一觸即發的軍事戰，尤其是在香港、台灣、新疆、西藏問題上輪番插手，並以保護美國公民知識產權與個人資料為由強制關閉中國駐休斯敦領事館，中國就該撇棄以往「韜光養晦」的策略，更加積極有為、主動出擊，甚至不惜一戰。

這樣的鷹派觀點，也與民間甚囂塵上的民族主義浪潮形成呼應。在這樣的氛圍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很「戰狼」地予以回擊，比如新任發言人趙立堅的言論與微表情，總會在輿論場收穫掌聲，還被製作成短視頻在坊間盛傳——反觀中國外交部長王毅7月初向中美智庫媒體視頻論壇發表致辭時「中方願敞開大門，隨時恢復重啟各層級、各領域對話」的表態，則被不少人認為過於低姿態。

另一方觀點則認為，就算美國今天「染病」了，中國無論如何都不是美國的對手，所以能退則退，早點「投降」，以免最後「賠了夫人又折兵」。

持有這種觀點的人，普遍對習近平上台之後在外交上的積極有為，抱持着懷疑和批評態度。他們也樂於引用鄧小平訪美時的說法，「回頭看看這幾十年來，凡是和美國搞好關係的國家，都富起來了。」言外之意，如果中國繼續韜光養晦，如果不公開叫囂「厲害了我的國」，也不會成為美國的眼中釘，不會觸動美國的危機感和焦慮感，也就不會挑起所謂的中美新冷戰、不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等；如果中國不想方設法和美國搞好關係，中國就很難真正富起來、強起來。

為了佐證己方觀點，持此觀點的人還陳列中國內部面臨的問題。箇中邏輯在於，中國內部還有這麼多問題沒有解決，還有那麼多貧困人口，與美國對抗不僅分散了解決內部問題的精力，還可能因此進一步限縮中國的發展空間。所以，當李克強在兩會記者會上說出「（中國）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的客觀現實時，他們歡欣雀躍，認為這是對習近平外交上積極有為姿態的間接批評。

每每中美之間有衝突、對抗，以上兩種觀點便時時對撞、激盪，構成了中國面對美國時呈現出的兩種全然不同的態度取向。

如果中美之間像持有第一種觀點的人所認為的那樣，中國可以主動出擊，甚至可以速勝，那中國會有很多辦法來應對染病的美國；如果像持有第二種觀點的人認為的那樣，中國可以安然韜光養晦悶聲發大財，那根本就不存在作為21世紀全球最核心問題的中美衝突。

然而，力的作用是相互的，中美之間的關係也很難依託一方的退讓或進取，就發生實質性改變。加之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中美之間的衝突，不僅在經濟、政治、軍事、科技層面，更是在文化、觀念、生活方式等層面，各種傳統關係都被引入改變中，而且這種改變還在繼續進行。用王毅的話說，「中美關係面臨建交以來最嚴重的挑戰。」

面對這樣最嚴重的挑戰，「速勝論」背後的主動出擊也好，「投降論」背後的韜光養晦也罷，都不會是中國面對染病的美國恰當的打開方式。因為中國的外交戰略，尤其是面對美國，從來不會是二選一。

今天不少人會武斷地認為，習近平上台後拋棄了鄧小平主張的韜光養晦，變得主動出擊，這也還是在用非此即彼的思維模式來理解中共。在中共看來，鄧時代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與今天習近平的「積極有為、主動出擊」看似是對立的，但內裏卻是統一的。該韜光養晦的時候就韜光養晦，譬如面對中東這個牽扯複雜宗教問題的火藥桶時，即便美俄兩個大國鬧得不可開交，中國還是很低姿態；該積極有為的時候就積極有為，譬如在半島問題上，中國從硬件供給（譬如為金正恩提供飛機），到六方會談斡旋再到喊話美國，都頗為高調。

同樣的思維，也適用於中國對美總體戰略。就像傅瑩在長文中所言，「（中美）兩國相互之間和各自與世界多國之間已經存在深度依存的關係，中國自身也以和平的方式實現了綜合力量的全面發展。這些特點和條件在以往的大國惡性競爭中都是不存在的，也就決定了中美競爭將更加複雜，利弊關係更加難以拆解。」

鑑於這樣的複雜性，所以中國官方雖然在積極有為和韜光養晦之間致力尋求平衡，卻也不免給外界造成「混亂」的認識，於是才有了中國外交系統「兩條路線鬥爭」的坊間猜測，以及輿論對於中國「戰狼外交」的質疑與恐懼。也正基於「利弊關係難以拆解」，所以有時候短期內看上去的「退」，其實長遠來看卻是一種「進」。

換句話說，有時候韜光養晦，也是一種積極有為，可以達到更有利於己方的目的和局面，韜光養晦比積極有為、主動出擊更管用。就像老子在《道德經》中所闡釋的水的哲學一樣，水既可以是最柔弱的，也可以是最有力量的，水無常勢，無常形，卻能順勢而為。

面對比自由落體還糟糕的中美關係，面對一個已然將中國看作「頭號敵人」、雖染病卻仍強大的美國，中國該怎麼辦？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永年，將管控危機的希望寄託在中國身上，「如果中國有足夠的信心、智慧和理性，避免兩國間的直接衝突，甚至最終達至中美重歸合作也是有可能的。在今天這樣艱難的局勢下，即使對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來說，這也是一個很難的選擇問題。」而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掛在嘴邊的習近平，作為毛鄧之後最強有力的中共領導人，顯然對此有清晰認識和準備。

只是，面對這個充滿不確定的世界，就像2020年飛出的新冠肺炎疫情這隻最大的黑天鵝一樣，誰能保證中美一定不會發生直接衝突呢？